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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位論文

清末的江蘇教育總會(1905-1911)

Jiangsu Provinci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in Late Ch'ing, 1905-1911

指導教授 : 王汎森 胡平生

摘要


江蘇教育總會自清末成立到被國民黨強力解散,歷時22年(1905-1927),幾乎等同於中國由傳統向現代過渡的轉型期。由於江蘇教育總會,並不僅是一個單純的民間教育團體,從事的活動與整體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環境皆有所牽連,彼此相互交織,需要詳盡的分析才得以窺探全貌。有感於時空環境的複雜性,無法一次將22年的江蘇教育會歷史交代詳盡。故以政治斷限為劃分,僅研究至1911年,即辛亥革命的發生。清末到民國是一政治型態的斷裂,而此政治上的斷裂與清末改革派士紳的種種活動有密切的關係。另外,在爬梳江蘇省教育總會史料的過程中,深感過去的中國近代教育史研究,大部分都偏重制度史的研究方式,忽略了制度與現實社會之間的動態關係,且對士紳在清末教育的角色尚未有一詳盡的論述。故本論文主要是想透過江蘇教育總會這一群以張謇為首的中上層士紳,在清末學界中的種種活動,凸顯改革派士紳在清末複雜的政治、社會環中所遭遇的困境。關於清末改革派士紳的研究著作非常的多,但大部分的研究皆著重在某特定的一面向,例如政治、地方社會、經濟(商業),或者是將其劃歸為保守主義者。但藉由江蘇教育總會,筆者深深感覺到清末改革派士紳的雙面性¬¬¬¬¬¬¬¬¬¬¬¬¬¬¬¬¬¬¬¬¬¬--傳統與現代的轉化。 地方教育,向來便是掌握在地方士紳之手,除了其原有的文化象徵外,亦是其社會責任之一,不論是書院、私塾還是義學的辦理等教育活動,一直以來都是士紳在地方上最重要的文化責任。所以,當清廷於1906年開始建立地方各級的教育行政體系時,便大量地借用士紳的力量。舉凡省級的學務公所、縣級的勸學所和各級教育會,都以士紳為主要的成員和負責人。但清政府對於士紳的力量,雖有意加以規範,卻始終未將其納入正式的官僚體制之中,使得各式各樣「半官半紳」的組織,例如:地方自治局、商會、農會、教育會,充斥於清末社會之中。但清末此類章程中對於各種士紳團體的組織和權責的界定,非常的曖昧不明,往往與官方的行政系統的職責有所重疊,其中以縣級教育會和勸學所最為明顯。為了推行新政,清廷在不影響舊有權力分配的前提之下,不斷地派生出新的機構,加上士紳自決意識的抬頭,以及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和國家、社會思想的傳入,使得清末社會充滿了各式各樣新舊之間的衝突關係。 從〈各省教育會章程〉到〈地方自治章程〉,教育會成為地方上的必要組織之一,得以公然形成一與官方平行的權力機制,由所謂的「非正式權力」轉為「正式權力」。官方章程的頒布,代表地方士紳具有處理地方事務的合法性。由江蘇教育總會的文牘往來中,充分地顯示出改革派士紳在當時仍希望保有與官方合作的模式,以中央與地方間的溝通平台自居,仍是官-民之間的中介。但教育會的出現,不論是對官方,還是地方社會來說,卻非一單純的歷史延續物,因為它包含了許多新元素,例如:戊戌以來的學會和西方的議會精神(立法權),以及日本地方自治的概念,這些因素的加總使得江蘇教育總會及其地方分會成為一種新的社會現象。因此,它是一既傳統又創新的士人結社組織。這樣的組織,足以代表改革派士紳的矛盾與困境──「半新半舊」。這一群人的理想境界是新舊相融、中西交融,但這樣的理想落實在現實層面的時候,卻呈現出必須多方作戰的困境。 改革派士紳在清末最後五、六年之間的最大夢想,便是達到君主立憲的政治改革目標。所以官方(政府)是他們亟欲合作的對象,期望藉由體制內的改革,實現君主立憲的政治理想。而其對社會秩序的想像,基本上仍是維持「官─紳─民」的傳統型態,對下層社會的民眾,仍是出自於教化的心態。而新政是清末最後十年間由中央主持的一場現代化工程,熱心於其間的便是改革派士紳,而教育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藉由江蘇教育總會在清末的種種活動研究,卻足以顯示其理想在落實過程中,遇到極大的阻礙。最重要的一個,便是的當時中央政府──清廷。由於,清末改革派士紳的理想政治藍圖是依照英、日此等君主立憲國而建造的,所以他們勢必要與官方合作。但清廷卻因種族與權力的畏懼,無法誠心地將這一股改革的力量納為己用,只有權謀的考量。皇族內閣的組成、中央教育會的召開使得改革派士紳認清清廷是無法合作的對象,立憲君主政治的理想自此破滅。第二個阻礙,則是出自於地方社會的反彈。地方社會對新政的反彈,來自於兩股力量:一為傳統地方紳董;一為下層民眾。由於改革派屬於新興的社會勢力,並且具有中央公權力的加持,故與舊派地方紳董處於地方權力資源的競爭關係。而這樣的權力競爭關係,不只存在於地方社會中的兩派士紳,亦存在於地方官、改革派士紳和中央政府之間。至於下層民眾的反彈,則更充分地顯示出改革理想與傳統社會習慣的不相融。層出不窮的毀學風潮,揉合了一般民眾對於洋人事物的恐懼和想像;而西方近代民族國家對社會進行的科層化控制,與傳統中國控制社會的方式不同,使得下層人民感到無所適從。改革派士紳雖有啟蒙下層社會的努力,但當時他們最關注的問題仍在政治改革的層次。藉由此三種面向的處理與分析,可以讓我們更了解清末改革者所面臨的各種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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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用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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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