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後期國家法對政治異議者的處置

Disposition of Dissidents in the State Law during the Latter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王祥豪(Hsiang-Hao Wang)

指導教授 ： 王泰升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研究所/碩士(2009年)

https://doi.org/10.6342/NTU.2009.01112

摘要

本文以法律面的角度切入，藉日治法院檔案和其他文獻資料，探究日治後半期，國家機關如何處置台灣的政治異議者。

第二章「日本領台前治安法制之建立及日治前期的發展」交代日本統治台灣前現代政治反對運動的發展及治安法制建立之背景，繼而論及日治前期台灣之狀況。日治前期，總督府統治當局面臨了不同類型的政治反對活動：除了漢人傳統武裝抗日活動，同時尚有少數在野的在台日本人展開異議。後者與總督府的對抗，反映明治維新至日本領台前，一連串現代政治反對運動和治安法制發展的歷史經驗。1920年代進入日治後半期，台灣人透過現代式的教育習得現代的法政知識，也開始懂得運用這些未被統治者真誠繼受的法律原則，對抗國家的統治，興起現代型的政治反對運動，也成為台灣政治異議分子的歷史經驗。

第三章「弄巧成拙的嚴格取締政策」，論及台灣興起現代型政治反對運動後，各國家機關間的法律處置。總督府積極引進新法規，展開全面的嚴格取締，然而法院未必給予相對嚴苛的刑罰，異議者和警方間的對峙衝突，更增長反對運動的氣勢，促使總督府調整政策，改採差別取締。

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左右分裂後，第四章「遭嚴加看管的左派運動」探討總督府對於左派運動採取嚴格的取締態度，法院判決相應地呈現了案件不斷、小罪連連的趨勢。隨著台灣共產黨對左派運動的影響日深，以及治安維持法的引進、修正，左派運動倏忽告終，並波及未必有左傾色彩的殖民地異議活動。判決刑度有升高之勢，同時亦有相當比例的被告獲法院緩刑。藉由治安維持法被告的自傳和左派反對運動家的日記，對照法院判決和其他官方文獻，可以發現國家對於左派運動的鎮壓，可說是合於「法治」的要求，甚至帶給人民某些「好處」，以及這種形式法治的侷限。
第五章「循循善誘下的右派運動」，則是討論在總督府相較之下較為寬緩的取締態度，對於右派的反對運動有何影響。法院判決數量雖然遽減，但這不代表未受干涉。法院在這些判決當中，表明了與總督府和檢察局間不同的法律見解，雖然說明台灣享有和日本內地「不同」的言論自由，卻也展現比總督府和檢察局更寬容右派言論的態度。統整對照左右兩派面臨的國家法處置，可發現國家法「合法」地包裝了對於異議的偏好。

第六章「戰爭期間—政治犯的常民化」，說明了雖然右派反對運動訴求體制內的反抗，仍不敵時局的遽變和法律上的緊縮。然而，在戰爭期間仍有為數不少的政治刑案，這些案件不乏真假難辯者，被告也未必是政治異議者，甚至只是街譚巷語的市井小民。

檢視這段歷史經驗，正好可以告訴我們，除了形式的合法性外，更應該接著追問法律的正當性，以免重蹈統治者「合法」壓迫一般人民之覆轍，尤其是民主經驗在近代史上「非屬常態」的台灣，更應引以為鑑。

關鍵字

法治 ； 正當性 ； 政治異議 ； 反對運動 ； 現代性 ； 治安法制 ； 日治法院檔案

並列摘要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discuss disposition of dissidents in the state law during the latter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in Taiwan.
Modern political movements rose in Taiwan since 1920’s, and the intellectual elite led these movements to oppose the authority. Althogh the offices of the athoruity veried—police, prosecutor, and corut—and their stance toward the dissidents were slightly different each other, they were as a whole in conformity with the rule-by-law principle. In other words, they were formally legal. In fact, this formal legality brought some benefits to the dissidents, or to the ordinary citizens; the dissidents even took advantage of it. However, the formal legality still had a serious limitation—the concrete content of the state law, either in general or in particular, is determined by the ruler, not by the ruled, which is actually the majority of the inhabitants.
This historical experience reminds us of the importance of state law’s legitimacy, and makes us keep in mind not only the significance of “rule by law”, but also that of “rule of law”, particularly in Taiwan, where the experience of democracy has only a short history in its modern years.

並列關鍵字

dissident ； political movement ； legitamacy ； Taiwan ； state law ； rule by law

參考文獻

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台北市：聯經，1999）

黃唯玲，〈日治末期台灣戰時法體制之研究：從戰時經濟統制邁向「準內地」〉，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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