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時期鄱陽湖流域的環境變遷與地域社會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Local Community in the Poyang Lake Basin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吳修安(Xiu-an Wu)

指導教授 ： 陳弱水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研究所/博士(2016年)

https://doi.org/10.6342/NTU201603409

摘要

唐宋時期南方的崛起是中國歷史發展過程最重要的演變之一，本文以唐宋時期鄱陽湖流域為範圍，從歷史地理與南方土著二方面切入，具體考察此一地域的環境變遷與地域社會演變，呈現唐宋時期鄱陽湖流域長期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社會變化。
尤其著重在自然景觀與菁英群體的考察，前者以鄱陽湖與森林植被作為基本要素，參照傳統的文獻記載與近年的鑽孔報告，對唐宋時期鄱陽湖流域的自然環境變遷進行探索。進而分析其對當地人文社會的影響，尤其是交通發展，將分散在詩文之中大量而零碎的交通訊息，復原出較為完整清晰的唐宋時期鄱陽湖流域交通網絡變化。後者將各種文獻中的祖源論述記載作為分析文本，以士人與土豪為中心，探索漢宋間鄱陽湖流域社會菁英的自我認同變遷，及其由武裝豪族朝向文化家族演變的過程。
首先，就自然環境而言，先針對鄱陽湖的形成與擴張進行考察，在重新解讀關鍵性史料，並參照近年來史料校證與鑽孔資料，提出新的鄱陽湖形成與擴張論述。受到長江水位逐漸攀升的阻滯，漢晉以來，彭蠡湖緩慢向南擴張，鄡陽平原日漸沼澤化。唐宋時期長江水位大幅抬升，鄡陽平原終於開始湖泊化，並逐步擴張，直到南宋都未停歇。鄱陽湖的持續擴張促使原本的水系發生變化，贛江等河流下游舊河道逐漸淤積，新的汊道開始形成。接著考察森林植被的分布與變遷，唐宋時期鄱陽湖流域森林植被總體受到氣候趨於寒冷化的影響，但對森林植被的破壞主要來自人為的開發。最初是林木採伐先行，隨之而來的是農業墾植，林木採伐後的丘陵山區逐漸成為茶葉與旱地作物的種植區。
　　其次，考察環境變遷下的交通發展。唐宋時期，由於政治中心轉移，全國交通形勢出現重大改變，鄱陽湖流域重要性漸增。鄱陽湖與贛、信、鄱江下游汊道的形成，最終在鄱陽湖及其周邊構成以南康軍、洪州與餘干縣為頂點的三角形水路網，串連長江、贛江與信江水路，成為中央與嶺南、湖南交通往來的重要水路。丘陵山區的開發則促使贛江等各主要河流中上游河谷平原間陸路交通線的開闢，最終形成以鄱陽湖為中心，沿各主要河流河谷平原的陸路為經，穿越各河谷平原間丘陵山區的陸路為緯的向心狀網路。
　最後，則是圍繞唐宋時期鄱陽湖流域的地方大族，討論他們的自我認同演變與家族發展。一方面他們提供的祖源論述大多存在攀附與虛構的現象，藉以形塑他們是北方移民後裔，其實這些的身為士人或土豪的地方社會菁英大多是當地或南方土著，而非北方移民。另一方面南朝後期以降，興起的土豪與士人家族大多位在鄱陽湖周邊平原以外的河流中上游河谷平原與丘陵山區。
　綜上所論，在唐宋時期鄱陽湖流域的發展過程中，北方移民及其影響只是其中一個面向，現實情況更為複雜，自然環境的變遷改變了原有的空間格局，南方土著更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只是他們在面對中原王朝強勢的政治文化時，不得不隱藏身份，然改變自我認同。

關鍵字

唐宋時期 ； 鄱陽湖 ； 森林 ； 交通路線 ； 祖源論述 ； 士人 ； 土豪

並列摘要

無資料

並列關鍵字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 Poyang Lake ； Forest Vegetation ； Communication ； ancestral origin narrative ； Literati ； Local Tyrant

參考文獻

黃庭碩，《唐宋之際的東南士人與政治──以楊吳、南唐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3。

賈志揚（John Chaffee），《宋代科舉》，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

朱祖德，〈唐五代江西地區的經濟發展〉，《淡江史學》，19（2008.9）。

Gerritsen, Anne, Ji'an Literati and the Local in Song-Yuan-Ming China, Boston: Brill, 2007.

江瑋平，《唐末五代長江流域下游的在地政治──淮、浙、江西區域的比較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