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初期台灣電影裡的論述與認同—以魏德聖導演的《海角七號》與《賽德克巴萊》為例

Discourse and Identity in Taiwan Film during early 21st Century- Director Wei Te-Shen’s Film Cape no.7 and Seediq Bale as examples

賴英泰(Ying-Tai Lai)

指導教授 ： 達嚴思

長榮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台灣研究所/碩士(2012年)

https://doi.org/10.6833/CJCU.2012.00229

摘要

本文選擇電影這個重要的社會媒介作為切入點，使用Norman Fairclough的批判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理論：文本（texts）、論述實踐（discourse practices）與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s）三個面向的方法，來檢視台灣電影在二十一世紀初期所呈現的論述方式與認同方式的發展與轉變。 台灣電影在戰後受制於政治的影響，論述與認同方式以官方觀點為主。但威權體制逐漸崩解的過程中，台灣電影漸漸轉變為呈現社會風貌，探討自身問題的形式。最初的例子就是從官方主導的電影題材，轉變為台灣鄉土文學影響的台灣新電影。而後在1990年代，外來的競爭與電影製作題材的轉變所導致的票房低迷。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期，台灣電影因為題材本身直接描寫與討論台灣社會的電影敘事方式，探討台灣自身的歷史與認同，是台灣電影票房能谷底翻身的原因。 《海角七號》除了對歷史與自我認同的追尋外，電影呈現出的台灣當代社會多元族群樣貌、逼真寫實的語言使用、透過電影呈現出來的城市／鄉村、在地／外來、傳統／現代幾種對比性、愛情與音樂的戲劇性元素、和電影最後訴求的大和解，是這部電影成功的原因。《海角七號》讓看國片變成一種社會話題，而正是這樣的社會話題造就了台灣電影史上的票房奇蹟，也帶動了台灣電影的風潮。 《賽德克巴萊》透過霧社事件的歷史故事來討論台灣原住民族的信仰與文化，並且描寫了原住民傳統與日本殖民統治之間的巨大矛盾。魏德聖導演以自己的觀點來看霧社事件並拍成《賽德克巴萊》，使它從不同史觀論者的手中釋放出來，除了讓觀眾透過這種方式理解台灣原住民的文化之外，還讓人能以更為貼近人性的角度去思索這一起衝突導致的悲劇。

關鍵字

台灣電影 ； 台灣認同 ； 魏德聖 ； 海角七號 ； 賽德克巴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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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movie ； Taiwan identity ； Wei Te-Sheng ； Cape no.7 ； Seediq bale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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