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核心關懷是酒家的主體「酒家小姐」,主要透過《聯合報》舊報刊和深度訪談酒家小姐和酒家相關從業人員,進行一種再現的分析。酒家小姐的工作使她們游移於「良婦/娼婦」之間,一方面被視作娼婦或準娼妓,承擔著性產業從業者的污名,另方面,她們具體實踐著良婦的德性,養家活口,承擔家計,挑負起家庭的責任;在許多歷史時刻,也執辦著國家所交託給她們的任務。她們轉化了「賣身葬父」與「昭君和番」的使用脈絡,同時完成了家國所崇尚的「忠孝價值」。她們的生命經歷說明著色情與愛情、親情的相結合,也彰顯著性、愛與道德的複雜面貌,讓一些看似明確的價值變得曖昧不定,難以自我圓說;她們既(非)是娼婦也(非)是良婦,而這正揭露了「良婦/娼婦」架構的有限與侷限,同時,她們也展現了「良婦/娼婦」間的可能性——我希望能藉由分析,走出「弱女/惡女」與「良婦/娼婦」這類道德式的詮釋語境,「良婦/娼婦」並不成立,是不同的歷史時刻的政治作用建構出了「良婦/娼婦」,道德其實是政治的問題。 本文嘗試將酒家小姐的日常生活實踐覆按入「階序」格局,析解其間的關係與運作邏輯,引入「含蓄政治」與「眾罔兩」的解釋性概念,以詮釋階序格局中的差異主體實踐。本文所探究的,不僅是「良婦/娼婦」這樣一組二元對立的階序問題,階序同時存在於被再現為「良婦」與「娼婦」的兩類群體裡,「良婦」或「娼婦」的範疇也難以概括本文關注的酒家小姐,「良婦/娼婦」正失效於這樣的論述涵蓋不了她們的生命經驗,從而也清楚呈現了正典性別的不足。因此,藉由她們的故事所探究的,也就不會僅在於「良婦」與「娼婦」的階序高下,更為重要的是,「良婦」作為一種性別模具、道德論述、意識型態、家國政策,是怎樣消耗、損傷著女性的生命與智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