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給」的語源與發展過程：以接觸引發的演變初探

On the Origins, Processes of Ba and Gei 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A Case for Contact-Induced Change

張瑩如(Ying-Ru Zhang)

指導教授 ： 曹逢甫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語言學研究所/碩士(2007年)

https://doi.org/10.6843/NTHU.2007.00678

摘要

由於過去研究「把」、「給」發展的文獻多以單線式觀點，即漢語系統內部的角度分析這兩個詞彙演變或語法化的過程；然而對造成些變化的動因卻一直缺乏有力的解釋。此外，許多文獻均認同這兩個詞彙的語義（分別為“持拿義”、“給予義”）及語法條件（雙賓動詞）是造成「把」、「給」最後分別語法化為處置標誌和被動標誌的有利因素。事實上，同時符合這兩個語義和語法條件的詞彙不少，例如在上古、中古漢語屬於高頻動詞的「持」、「與」。相對而言，「把」、「給」屬於罕見動詞之列，為什麼會以異軍突起之勢崛起，並凌駕過高頻動詞而成為處置及被動標誌的首選呢？這個問題在過去的文獻中也同樣沒有得到合理的回答。除了上述兩個語言學層面的問題需要加以著墨之外，社會層面的討論也一直付之闕如。因此，本文便針對這幾個問題進行研究與探討。

本文認同魏培泉(1997)所提出“漢語以多線模式發展”的觀點，除了漢語內部因素之外，北方阿爾泰語對北方方言的影響，也直接促成了「把」、「給」最後成為處置及被動標誌的結果。張華克(1998)的研究指出女真語的後置格助詞-ba為處置標誌「把」的語源，而宋金蘭(1990)則指出蒙語語族的給予動詞和附加成分-g-為「給」作給予動詞和被動等標誌的語源，文中以這些研究成果為基礎，並結合了Thomason(1988, 2001)所提出關於語言接觸的理論，分別論述了女真語、蒙語、滿語對「把」、「給」所造成的影響，與整個過程所涉及的語言變化機制。

女真、蒙族、及滿人分別在漢人居住地區建立了政權，總共長達493年之久；而政治優勢與權力也使得這三族語言對漢語，尤其是北方方言產生相當廣泛且深遠的影響：當時在漢語地區的外族在學習漢語時，產生了「學習不全」(imperfect learning)的效應，而使得這些外族語言的某些結構成分“介入”(interfere)了「把」、「給」演進的歷程。

雖然這些阿爾泰語言與漢語接觸的密集度很高，但是也因為類型上的差異（前者為黏著語，後者為孤立語）甚鉅，使得阿爾泰語言的成分無法直接“借入”(borrowing)漢語之中，經過了前移、類推、協商等機制的調和，才逐漸形成目前具有多種語義和語法功能的「把」和「給」。

關鍵字

把�給 ； 阿爾泰語 ； 語言接觸 ； 類型學 ； 處置式 ； 被動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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