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鎖定戰後五位以中文寫作的小說家:鍾肇政、陳千武、郭松棻、陳映真與施明正,透過這些個案,討論戰後中文小說裡的「日本化風格」。本文援引文體學、後殖民理論、翻譯理論和社會語言學的方法,界定「日本化風格」的歷史脈絡、語言特徵和呈現出來的文學風格,並且進一步申論這種風格出現在戰後戒嚴環境之下的政治意義:當台灣作家沒有辦法直接書寫當下的現實的時候,繞道回到日本時代(風格上和題材上都屬這種繞道),表面上是緬懷,實際上卻是迂迴書寫當下的生存困境。鍾肇政短篇小說中的「戰爭母題」、「現代主義」和「愛情」三個主題,展現了一種對日本時代的曖昧情感,及這種情感的變化軌跡。陳千武則以被日本徵召為特別志願兵赴南洋作戰的經驗,寫出一種從多文化交會的戰場歸來之「倖存者」的「世界主義」精神。郭松棻則延續自保釣運動以來發展出的第三世界視野,認為台灣文學必須關注整個二十世紀的殖民處境,並且以被語言轉換所擊垮的一代作為重要主題,以「嘎喘症」作為象徵,寫出了戰後台灣兩代知識份子的精神殘傷。陳映真則以「憂悒」和「罪咎」為情感關鍵,發展出一系列深具日本化風格的,細膩曲折的小說,與其力圖排除感傷調性的小說適成對比。施明正的「類後設書寫」和「失落的可能性」兩個特徵,讓我們看見了一個完全被政治擠壓得變形了的人,此時,若干閃現的日本符號便成為一種語言上的遁逃手段,或者是頗值懷念的童年印記。而在最後,綜合兩個世代、五位作家的文學書寫,本文試圖提出一種以戰後知識份子為主要經驗的「另類本土美學」,作為與1960年代現代主義美學和1970年代以後鄉土文學美學區隔的另一譜系,一種屬於本土、卻更趨近於高雅幽深的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