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末約有六萬名藏人追隨達賴喇嘛流亡印度,藏人選擇逃離故鄉流亡印度的人潮至今不休,目前約有13萬人以政治難民身分暫時在印度定居超過半世紀。流亡政權整編歷史資料、以宗教為核心象徵,建構起一套官方民族主義論述以統合離散社群,在國家機器可完全發揮作用的教育場域意圖培養反對共產黨統治西藏的下一代「正統藏人」。在此論述脈絡下,難民身分的前提立於肯認西藏的國家地位以及被侵略的事實,賦予權力核心團體在海外存續的正當性,也有利於流亡藏人離開西藏後再度轉移到第一世界。在封閉校園的擬態家庭制度成長,來自流亡各地的未成年兒童與青少年接受一套標準化課程內容、操演這組國家文化制定版本的流亡西藏國族身分認同,學校老師扮演銜接社會再生產過程的要角。本研究使用歷經半年在印度西藏兒童村學校的田野與中國甘南藏區所蒐集的訪談與參與觀察資料,組織分析流亡學生的自述文本,嘗試以民族誌與敘事分析的方式呈現西藏教育發展到流亡的全貌,探討流亡西藏教育的成敗,指出世俗化、全球化脈絡下成長的流亡西藏新世代不受意識形態教育控制,發展出新的自我;流亡西藏國族主義論述的策略反轉了難民理論對於難民群體是被排除在國族秩序之外的預設,流亡西藏反將己身定位為中心,指控西藏的神聖性已被中共汙染,然其代價是使難民心目中樹立了種種仇恨與憤怒。本研究並提出以逃亡經驗而非年齡群組來畫分流亡世代的看法,認為流亡西藏在中國-西藏-印度的三角關係當中逃脫不了被當成政治談判籌碼的命運,認為離散社群走向一個能夠集體採取行動的共同體,可能必須從情感因素轉向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