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共計五章,首章說明研究之動機、範圍與方法,第二章說明先秦時期《詩》的成書與流傳,以了解當時《詩》的流行狀況。其次針對先秦儒者用《詩》的普遍風氣進行討論,可窺見荀子大量引《詩》、論《詩》受時代背景影響頗深。第三章分別討論孔子與孟子引《詩》、論《詩》之現象。從《論語》、《左傳》、《禮記》所載,可以看出孔子引《詩》、論《詩》「歸於禮」的趨向,所重視的是《詩》在修身處世上的效用。孟子不管是引《詩》還是論《詩》,都有歸於「史」的傾向,與他尊崇先古、企慕聖賢的學術特色是一致的。荀子引《詩》居先秦諸子之冠,本論文的第三章的前兩節分別對荀子引《詩》、論《詩》的現象及內在精神進行討論。作為一個客觀的經驗論者,荀子大量引《詩》以證禮義師法之教、仁人君子之德,與政治致用之道,且多引〈雅〉、〈頌〉,藉此推闡《詩》的政教功能,與其「隆禮義」的思想內涵核心價值結合度極高。荀子論《詩》主要將《詩》視為「道」之載體,「禮義」才是《詩》所真正承載者,且以「經」稱《詩》,這一點對《詩》的經典化影響頗大。第四章第三節則比較荀子與孔、孟在引《詩》、論《詩》上的異同,透過此節之討論,可以發現孔、孟、荀在引《詩》、論《詩》時,均認同《詩》之合「禮」性、「貴中和」的價值觀與「言志」之本質,且均有重實用而輕審美的取向。至於相異處,則來自於孔、孟、荀所處時代背景及其所關注焦點的不同。從本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先秦時期儒家《詩》學的演變,孔、孟、荀既有對於傳統的因循繼承處,亦有各自的創新突破處,尤以荀子對漢代《詩》學的影響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