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海洋漁業調查試驗事業之研究（1895-1945）

本文探討臺灣總督府海洋漁業調查試驗事業之經緯及其歷史意義。主要聚焦殖民統治體制下臺灣海洋漁業科學研究活動之典範和科學知識之建構。臺日水產政策、制度、行政組織等外部因素應加以釐清。研究指出臺灣沒有經歷明治舊漁業法，且有不同於日韓的臺灣漁業規則，顯示臺灣總督府推動漁業近代化之意志。臺灣水產行政組織之沿革則可見臺灣在試驗機構分立時期、統一水產試驗機構時期與日本國內之發展頗為相似。研究典範和活動則側重探討臺日調查試驗內容及方法之比較和互動。1895-1899年是臺灣水產預測調查時期，係以地理學的水產調查方法進行，依序從事水產預測調查、水產博覽會、鹽田調查與水產事項調查。日治初期臺灣水產調查與日本具備相同特徵。1899年以後臺灣進入水產實地試驗時期，從水產實地試驗之開展，再到水產補助之轉折，呈現出臺灣日漸累積的海洋漁業知識。 1909年日本受北歐國際合作研究水產海洋學之影響，展開日本漁業基本調查，臺灣因鰹漁業聯絡試驗而加入，促使臺灣水產近代化。從農商務省水產局視察臺灣，到臺灣總督府凌海丸進行沿岸漁業調查，再到鰹漁業試驗之發展，可見近海漁業快速擴張之趨勢，最後透過1917年南洋漁業調查開啟遠洋漁業之端緒。臺灣深受日本聯絡試驗實施之影響，依序在1911年海洋漁業聯絡試驗、1918年海洋調查橫斷觀測聯絡試驗、1929年水產聯絡試驗與日本共同進行聯絡調查與試驗，深具帝國的同質性。1924年，臺灣自行實施海洋調查及漁業聯絡試驗，自成「中央—地方」體系是其特殊性，更於1929 年後在南方漁場負責鮪漁場調查、底曳網漁場調查成為特色。臺灣漁業科學活動在1909年以後進入水產海洋學典範，漁海況論係以蒐集漁海況資料進行漁業預測，是當時最突出的科學活動。1929年後，水產資源論的研究方法日漸成熟，竟有學者認為漁海況論「缺乏科學的調查」，凸顯出漁業科學知識的「實相」。綜上所述，可知日治時期臺灣漁業科學發展有其內在邏輯，從地理學到水產海洋學，從漁海況論到南方水產資源論，形成獨特的研究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