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學報
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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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討在先秦文獻中，「誠」字用例概念意涵的演變、暨在政治思想的發展上之意義。本文的分析試圖釐清，在戰國時代不同的文獻之間，其「誠」概念演變的幾個特色，其要點如下。春秋時代以前的文獻中，幾乎沒有概念化的「誠」字的例子。在《禮記》的〈檀弓〉、〈曲禮〉等篇章的用例中，「誠」字主要係針對「鬼神」的「虔誠」；在其他的例子裡，則有延伸到在祭祀儀禮中、或「齋戒」時的「虔誠」之意。到了《孟子》「誠」字開始與「善」字相結合，用來描述統治者和人民之間的影響關係。相對地，在《莊子》中，「誠」字則在批評儒家的價值概念，即「仁義」和「禮」的脈絡下出現，《莊子》主張，「誠」係指一種「真心」的意思，而此「真心」乃是屬於「天地」的。到了戰國末年所編輯的《呂氏春秋》中，基於「相類相應」的思維模式， 以及其「誠」與「精」概念相結合， 而提倡透過「非語言」的意念傳達（即「精」和「精」之間的互應）。其體而言，有「誠心」的統治者之「精」會引起被統治者的正面反應，而能夠由此不靠法令等語言的手段贏得人民的服從。如此，透過戰國時代的概念發展，由《呂氏春秋》中的「誠」和「精」概念之結合，「誠」概念在其「養生→與天地合一→非語言的統治」的理論架構中發揮其思想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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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耶穌會士來華傳教而輸入西學，其中包括1631年出版的《名理探》，這是一本有關西方《範疇論》的專作，譯自葡萄牙科因布拉大學（Coimbra University）出版的邏輯教科書《亞里斯多德辯證法評釋》。本文旨在從跨越中西文化的觀點，探究與此書有關的西方範疇論重要語詞的傳入與翻譯。筆者發現：回到明末時期，朱熹理學與耶穌會士接受的基督教義化下亞里斯多德世界觀，在「理」問題的遭遇下， 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成為西方範疇論傳入與翻譯的先驅者。在《天主實義》（1603）中，他開啟廣義與狹義的面向來傳入與翻譯《範疇論》的重要語詞。在廣義方面，利瑪竇以士林哲學來界定「格物窮理」，使西學得以藉「格物窮理」之名傳入。經過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西學凡》（1623）中將西學納入「格物窮理」的範圍，其中一支是邏輯。接著，傅汎際（Francois Furtado,1587－1653）與李之藻合譯的《名理探》，將原著基於訓練耶穌會士的脈絡，轉換到「格物窮理」的脈絡中。在狹義方面，為了批判朱熹理學中所稱的理或太極不得為天地與萬物之始，利瑪寶將理或太極歸為偶性的依賴者，並採用一些與中國典籍有關的語詞，來翻譯亞里斯多德十個範疇。在此基礎上，艾儒略《西學凡》與傳汎際《名理探》進一步修正西方範疇論有關的重要語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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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邦之道》的整體結構，因篇末「女（言西）」二字之隸定而呈現不同的形貌。張光裕先生隸定為「如斯」， 依此無法理解孔子回答哀公之內容，且在整體結構上亦不可能以此為總結。作者認為應當隸定為「汝察」，將「（言西）」視為形聲文字，因聲符「西」與「察」在古韻中發音相近而產生通用假借。其次，若隸定為「如斯」，在哀公與孔子問答之前，應該先存在孔子向子貢講解「相邦之道」之情景；但是若隸定為「汝察」則無此必要。因此，《相邦之道》的整體結構是將五階段的論述邏輯，推演於4至6枚的竹簡上：（1）哀公問孔子何謂相邦之道，（2）孔子對相邦之道之回答，（3）哀公再問孔子何謂民事，（4）孔子對民事之回答，（5）孔子退朝後與子貢之間答。其基本結構與《魯邦大早》相似，可能是同一作者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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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清朝末年到當代，有關中國古代及現代文章體裁的分頸，一直存在「藝術性文類」與「實用性文類」二分，或「純文學」與「雜文學」二分的論述框架，而形成文學的二元本質論。此一論述框架，使得「藝術」與「社會」斷裂為內外不相及的二元存在。不管從理論或從作品而言，這一論述框架的邏輯都令人質疑。它的本身就隱涵著自我解構的因素。本論文即從批判這一論述框架為起點，經過解構之後，重新提問：文類體裁有「藝術性」與「實用性」之分嗎？我們所提出的觀點是：文類體裁無所謂「藝術性」與「實用性」或「純」與「雜」之分。它並無先於創作實踐的恆定性本質，而只是在文學傳統與社群的共識上，「原則」地建立了創作、批評與社會互動的公約性、中介性的言語形構。它本身沒有現成的「藝術性」與「社會性」，只在創作實踐的動態過程中，以其工具的結構性及功能性，提供作家實現其作品的藝術性與社會性的可能。因此它只具有這兩種潛在的向度，亦即「藝術性向」與「社會性向」。而且任何一種文類體裁必然同具這兩種向度，形成「雙向成體」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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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延續〈駱以軍的第四人稱單數書寫（1／2）：空間考古學〉的探討，對駱以軍小說中的時間性及相關論域從事文本分析。首先，一再出現於小說中的「我」作為貫穿各種故事的人稱（或人物），其實是一種「第四人稱」或「無人稱」；因為敘述極度的碎裂與錯接，使得「我」並不指向任何一個實存的個體，而是由各式八卦、回憶、事件、夢境…所錯亂拼合而成。第二，回憶成為駱以軍小說藉以操弄時間的材料，回憶的回憶及回憶的遺忘在時間中構成極其複雜的差異與重複，而小說最終成為一種透過回憶（的回憶）所構築的「我城」是對一整座龐大的虛擬城市的造鎮計畫。第三， 時間在駱以軍小說中被等同於傷害，生命則是一個瓦解的過程，在歷經一切滄桑後，寫作似乎僅為了聊遣悲懷以度餘生。第四，死亡成為駱以軍小說的邊界，然而在書寫中卻又不斷越界或畫界，各式怪奇的死亡翻湧而出，似乎正是從生死一線的時空糾葛中才得以豁然開出書寫的虛擬性，然而，支撐這個大膽撩撥死亡並與之周旋到底的特異書寫，無疑地必然是在高張文字平面上噴吐崩瀉的生命強度。書寫成為一種「越界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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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對彝緬語系裡的＂入聲＂音節（字尾有塞音），特別是在平常與古全濁聲母有關係的＂低音處＂中表現送氣全清塞音聲母那一類的字（例如＂六＂），提議一個新的，同時也希望是一個更簡單的來源。從東亞各種語系的證據裡可以更清楚瞭解到，筆者所提議的語音發展過程其實在漢藏語系地區早已到處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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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張純粹的共時音韻可能是個迷思。脫軌的現行音韻現象或許保留了早期音韻的遺跡。三個閩南秘密語、潮陽方言擬聲字重疊和大同方言嵌1詞都見證了從歷時的角度解釋脫軌的共時音韻現象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