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研究季刊/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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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透過兩次「社造」的進行來探討社群、宗教、與物質文化的關係。馬祖在1992年解除戰地政務後，頓時失去過去做為「反共前線」與「台海堡壘」的軍事重要性。如何找出自己新的定位是當地亟待解決的問題。1990年間當地菁英引入台灣社造，開始進行閩東傳統聚落保存。這一波社造當時在馬祖確實引起地方相當的關注，成果也吸引了台灣媒體爭相報導。但是，在未能獲得地方多數人支持的情形下，進行幾年後便草草結束。之後，一直到社造菁英們瞭解到地方宗教的力量，與當地人合力興建廟宇後，真正由下而上的「社造」才逐漸成形。本文從物質文化的觀點切入，探討廟宇興建的物質化過程，如何提供我們重新認識社群與宗教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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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自然治理模式的轉化，與都市轉型關係密切。以新北市二重疏洪道為例，本文秉持城市與自然共變的觀點，追溯這片地景如何於1980年代初期，從都市周邊的馴化農業自然，轉變為控制災害自然的疏洪道，又成為邊緣的荒僻自然，以及中下階層庶民休憩去處。隨著治安憂慮升高，以及全球城市競爭驅動了都市轉型，二重疏洪道成為新式綠色治理的對象，以河濱公園和遊憩設施的潔淨綠地面貌出現，也將民間保育組織的生態自然想像納入規劃。晚近，捷運和快速道路興建、重劃區開發及都市更新驅動的房地產熱潮，更將二重疏洪道轉化為大台北都會公園，以及水岸住宅的商品化景觀，自然成了縉紳化要素。都市自然地景在集體消費需求、地域縉紳化，以及都市環境主義崛起等結構力量下，疊覆了多重意義和功能，挾其吸納與排除機制，構成呼應當前都市轉型的綠色治理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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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為了解決山地離島偏遠地區「有保險、無醫療」的困境，國家提供經費、人力支援偏遠醫療的醫療給付效益提昇計畫，但就實際執行層面來看，達悟人精神失序者不遵醫囑的比例極高，這樣的落差反映相當值得探討的問題。全文從病人敘事的理論分析策略出發，以社會學家Arthur W. Frank「混亂敘事」（chaos narrative）的概念，反省實證醫學的醫療式歸因、健康信念的取徑探討遵醫囑行為的限制。透過田野中蘭嶼達悟族精神失序者的敘事，探究做為少數族群的原住民在國家醫療治理下的特殊病痛經驗。文章分析指出時空限制下的儀式化醫療處置與不平等的醫病關係，以及文化隔閡中對現代精神醫療的不信任，所導致不遵醫囑的普遍現象，呈現國家透過現代精神醫療對原住民社會進行理性治理時的基本困境。不同世代達悟精神失序者分歧、多元的敘事，啟發了我們對疾病、健康、療癒概念的重新思考，有助於我們思考現代精神醫學朝向生物醫學知識典範的霸權，並擴展我們對遵／不遵醫囑現象的認識。本文結論也強調要拉近精神醫療專業與達悟生活世界的差距，必須貼近達悟精神失序者的混亂敘事，深入瞭解達悟社會文化與日常生活脈絡，否則國家提出的醫療方針將會偏離醫療照護的主體，難以實踐醫療照護的真正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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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意識形態概念置於思想與知識型構變遷的脈絡之中，在認識論的層次上闡明，語言問題如何制約德拉西的觀念學與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理論，以及康德所開啟的批判哲學對意識形態議題的影響。這三者將問題意識分別建立在「觀念」（德拉西）、「主體」（康德）及「現實」（馬克思）的架構之上，正好代表了西方知識體系如何從古典進入現代並穿越現代的歷程。德拉西雖然將觀念學建立在語言的基礎之上，可是他卻視語言是一種透明性的存在，將語言等同於觀念，這種前現代模式的語言觀完全無法支撐他所企圖建立的學科。取而代之的康德批判哲學，雖然克服了古典時期認識論的限制，開啟了現代知識體系，可是其問題意識與語言完全無關，基本上是建立在一個先驗主體的架構之上。不僅導致自我既是認識的主體，同時又是認識的對象，使現代的知識體系立足在一個悖論的與不穩定的地基之上，並且遮蔽了語言與意識形態的關係。馬克思顛倒了康德以主體作為認識基點的模式，他從現實的勞動分工的議題架構中，導引出了意識形態的概念。他雖然認識到語言對意識形態的重要性，然而受制於其時代有關語言知識的限制，無法深入問題的核心，造成其意識形態理論中存在著一個結構性的矛盾。雖然他在後期討論商品拜物教時，將商品比擬為語言，觸及了此一問題。日後語言的問題像幽靈般糾纏著馬克思主義者或非馬克思主義者的意識形態理論。最後，本文進一步指出，語言非但是構成意識形態的前提條件，同時也是進入象徵的維度與無意識領域的門徑，這二個面向不僅擴展與加深了語言與意識形態關係的內涵，也為理解意識形態的運作機制提供了另類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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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學術界有些關於「全球社會運動」的普遍性說法，和我們所觀察到的實際情況有很大的出入。本文將圍繞著《帝國》作者MichaelHardt及Antonio Negri的研究，從中國抗議的經驗出發對他們的觀點提出批評。本文指出，兩位作者對於社會抗爭的期待，非常局限于歐美地區的經驗，而且對其他語境缺乏具體分析。他們的歐美中心主義觀點假定了世界歷史的發展是同質化的、是沒有地區差異的，無法幫助我們理解中國的抗爭文化。本文主要側重於中國抗議活動的一些特點，特別是與《帝國》作者所描繪的圖像究竟有何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在於國家的角色，以及抗議者與國家之間的曖昧和親密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