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已逐漸成為獨立的學科。由於全球化時代來臨,國內各大學相繼成立翻譯系所,外(英)文系及應用外(英)語系紛紛開設翻譯課程,顯見翻譯教學在外語課程的規劃中已逐漸獲得重視。傳統的翻譯課程多偏向以教師為中(teacher-centered),教學方法多採用練習與講解,授課的教師多將課程重點放在翻譯技巧的傳授,並藉由翻譯習題與作業檢討,提供學生練習的機會,並提供模範譯文(model translation)給學生參考。但此種教學法流於制式,使學生相信翻譯有標準範本。功能學派翻譯研究學者Nord提出「翻譯的文本分析模式」(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透過對來源語文本的分析,有助於翻譯學習者理解來源語文本的功能,並選擇與翻譯目的相符的翻譯策略。本研究以此模式為理論基礎,參酌翻譯教學研究者Kiraly和Colina提倡的「溝通式翻譯教學法」(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Teaching, CTT),研擬出適合國內學生的中英翻譯課程,希望能改善傳統的翻譯教學法,提供翻譯教學研究者參考。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訃聞之撰寫是否有固定的規格。研究資料來源為三十篇刊載於美國紐約時報以及英國每日電訊報的許聞報導。研究者透過語料庫之概念及相關電腦軟體(WordSmith 4.0)之運用,來比較分析所蒐集之語料。研究結果顯示許聞報導有其獨特的體裁。除了新聞出處、摘要報導這些一般的新聞特徵外,還記錄了死者生平事蹟及故事結尾。不過,不同的新聞機構對訃聞的撰寫也會有不同的風格變化。若以此研究中之兩家報紙為例,這些差異主要在於其如何稱呼死者、有無標明新聞出處、對死亡原因及其家屬細節之著墨,以及如何引述消息來源之上。
台灣知名作家、也是現今的文化部長龍應台於2009年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藉由對其子講述自己的身世來歷,觸及對其父母的記憶。甚至,基於對父母書寫傳記的方式,搜尋史料,重新挖掘已模糊卻充滿痛苦的記憶。正如作者本人所言:「我能夠敘說的,是多麼的微小啊,再怎麼努力也只能給你半截山水,不是全幅寫真」(2009:16)。於是,隨著她對歷史記憶的書寫,再次重現戰火時代中的年輕人,或被國家感動,或被理想激勵、或被貧窮境遇所壓,承受戰爭的無情及生離死別的心傷。西班牙詩人及文學評論家賈西亞‧蒙德羅,在其替西班牙詩人安赫爾‧龔薩雷斯(Angel Gonzalez)立傳的《明日非天意所願》一書中,以幽默帶有詩意的風格,刻劃龔薩雷斯在襁褓時期即失怙,在內戰時期及之後,因兄長支持共和黨,一被殺害,一流亡海外,姐姐也因此謀職不成,導致家中經濟困厄。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下,龔薩雷斯始終對文學保持高度的熱忱。賈西亞‧蒙德羅在此書中,突顯歷史傳記的敘事風格,在小說揉合戲劇的架構中,藉由記憶書寫人物的歷史,以表達文人的社會責任與道德反思。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與蒙德羅《明日非天意所願》皆以歷史記憶的方式,藉由為其父母或為西班牙詩人立傳的方式,寫出時代的悲歌,因此本計劃探討龍應台與蒙德羅如何在文本裡,讓作者、敘述者、他者之間的關係交互作用,以敘事想像交織真實的歷史事件。
愛情是永恆的話題,但語意非永恆不變,語意的設置透過選擇與動機形成溝通媒介,在溝通媒介中發展特有的言語形式,賦予愛情意義(Luhmann 1982)。此論文分析當代德國女作家赫爾曼(Judi也Hermann)的短篇小說阿旦奧斯卡的愛情(Die Liebe zu Ari Oskarsson)(2003)與當代美國男作家卡佛(Raymond Carver)短篇小說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我們談論什麼(Wovon wir reden, wennwir von Liebe reden)(1981)中,分別透過眼睛與心為符碼傳達出引誘,呈現愛情中正常的異常。赫爾曼透過暗示性的溝通,表達出愛如同旅行,旅行中的偶然如同愛情中的偶然,以眼睛為引誘符碼挑戰愛情中的異常;卡佛則透過明示性的溝通,即言談,在婚姻的框架中表達出愛的多意性,並以心為引誘符碼挑戰愛情中的異常。此論文歸結出愛情中的異常屬正常愛情語意,愛情以特有的方式解決其特有的問題。眼睛與心所構成的引誘符碼皆形成具強大踰矩力的溝通模式,用以論述愛情的異常,愛情的異常更隱含對自我的追尋。
譯者的身份經歷了從隱形到主體的漫長轉變。作為翻譯活動的主體,譯者可以對文本做出種種闡釋,那麼就在目的語文本中留下了譯者的痕跡。譯者從隱身到現身是譯者主觀能動性得到認可的過程。比較分析林語堂和辜鴻銘兩位譯者的跨文化傳播身份,從翻譯文本內外因素合理化闡釋和綜合研究譯者的身份痕湛,更好地加深對譯者和翻譯本質的認識。
安東尼‧皮姆的《論譯者的倫理 文化間協調準貝》一書對譯者的倫理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解決“譯者是誰”和“為什麼翻譯”問題。皮姆指出譯者在文化交互空間具有“中間人”、“信使”、“使節”、“介入者”、“合作仲介”等多重身份,譯者的倫理準則具體為:譯者必須對譯作負責以及譯作可能帶來的影響負責、譯者倫理不包括在兩個文化間決策優劣、翻譯成本不應超出合作帶來的收益、譯者有責任確保翻譯有助於長期穩定的跨文化合作。本書探討了翻譯倫理這個翻譯研究必須面對的問題,拓寬了翻譯研究新視野,具有較大理論和現實意義。
本論文旨在透過分析歷時漢語語料,探究反身單音詞「自」與「己」之歷時語法分佈及功能為何,藉由這些發現進而窺探親代漢語「非論元」反身狀語及「論元」反身代詞「自己」是否源於相同的發源詞。本研究主要三個發現如下:(1)就句法分佈而言,「自」與「己」呈現互補分佈-「己」主要出現於論元位置(如,主詞與受詞位置),而「自」出現於非論元位置(如,位於情態動詞及動詞之間);(2)就句法功能而言,「己」作「反身代詞」用並具有【+反身】_(-代名詞)語意語法特性;「自」作「反身狀語」用並具有二種不同語法特性-在大部份語言情境中,「自」具有【+反身】_(-狀語)的語意語法特性,然而在「自+及物動詞」語境下,「自」融合三種語意語法特性:【+反身】_(-狀語)與【+反身】_(-代名詞);(3)除了特殊語境外,「自+及物動詞+己」之句法結構是不容許出現於一般語法情境下,這是因為「同屬性共存限制」規則致使反身詞「自」與「己」不能共同存在於同一個動語片語範疇內,也因而造成「自+及物動詞」句法結構之產生。以上這些發現顯露了雖然古漢語反身單音詞「自」與「己」在現代漢語已結合成一個雙音詞反身詞「自己」,但他們在古漢語「論元」與「非論元」的特性仍存現於現代漢語反身詞「自己」內,這進一步顯示出現代漢語論元「自己」與非論元「自己」是源自不同詞源,亦即各自源於「己」與「自」。
多義詞普遍存在於語言中。關於其指稱的意思在心智詞彙內如何呈現,分為兩派論點:持多重意義觀點。(Multiple senses view)者認為:所有的意思均已儲存於詞語中,當理解或使用詞語時,人們即從許多存記的意思中選取出最符合當時語境的一個;而持單一意義看法(Single sense view)者則主張:一詞所產生的諸多詮釋皆衍生自該詞基本意義,只不過闖出現的語境略有調整罷了。以上兩種意見究竟何者是最接近語言事實的描述至關重要,因為兩者對於「詞彙的語義內容為何?」以及「語言運作過程為何?」所提出的解釋相去逕庭。一個強調詞彙內蓄的豐富意涵;另一個則著重意義推衍的心智活動。本研究以虛擬詞語為實驗材料,每個虛擬詞語出現在數個不同上、下文中,由中/西各兩組各四十名受試者就每個詞語在不同上、下文所產生的詞義適切性評分(0-3分)。我們探討中/西組就受測詞義使用適切性評分在有/無中介意思(a, b, c,...)時是否有顯著差異?多義詞的意思是因外延產生亦或是已預存在心智詞彙中?上、下文是否是成功理解多義詞的充分要素?對比思維差異並設法提出解釋。我們將數據以統計方法中獨立樣本T考驗分析。這些實驗結果對解釋詞義儲存及語言運作程序具重要的啟示意義。
本論文針對台灣日語學習者語料庫(CTLJ)之原文部分,先以詞素解析器MeCab將其中之語彙加以分割,針對解析錯誤,前後歷時三年並經兩次校正後,再進行使用語彙分析。為了凸顯學習者語彙之特徵,分析時透過與筆者自行建構之自然語料庫進行比較。經分析結果得知:CTLJ原文部分之詞素總數超過39萬詞,其中個別詞素約1萬3千詞,名詞最多,連7千4百餘詞(佔57.2%);其次為動詞,逾3千1百餘詞(佔24.2%)。此外,藉由比較CTLJ與筆者自行建構之自然語料庫,可以掌握學習者使用語彙之實際狀況與易錯語彙之使用情形,提供學習者強化學習之參考。
電影非但為世界開了一扇新的視窗,同時也見證了人類當代歷史與社會的演變。儘管早期有不少人僅將電影視為大眾娛樂的一環,但隨著時代的演變,如今電影已正式被喻為「第七藝術」。除了是一種新的傳播媒體、溝通語言、教育資源,電影更是一種有效的文化元素,能讓觀眾藉由劇情與畫面瞭解不同國家的社會現象與轉變。此研究旨在探討由巴西導演費南多、梅里耶斯(Fernando Meirelles)與編導卡蒂亞、蘭德(Katia Lund)於2002所完成的長片《無法無天》(Ciudad de Dios)。此片除了在巴西國內造成前所未有的轟動,更在國際影壇中獲獎無數,深得影評人的青睞。此影片所描述的是60年代到80年代間於巴西的一處名叫「上帝之城」的貧戶窟,不同幫派的青少年為了爭得毒品老大的地位而暗中較勁、逞兇鬥狠,其囂張的行徑卻也同時揭發了許多當年巴西社會的普遍現象與陋習,如:貧窮、販毒、警察的貪污與濫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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