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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逆中心互動傳播」的新詮釋概念

本文是針對江燦騰教授的新詮釋概念｢逆中心互動傳播｣的豐富啟發性內涵，進行多層次的再探索與再擴張的新衍生詮釋。此書所謂的「雙源匯流」，係以一九四九年為關鍵分割點，前此係指明清時代由大陸傳入台灣後，已逐漸在地化的｢中華漢傳佛教｣舊源流，而在一九四九年，隨著國民黨軍隊大舉跨海逃難到台灣發展的｢中華漢傳佛教｣的一股大陸新源流。以上兩股新舊源流在一九四九年後相互匯流和不斷辯證發展，逐漸構成戰後迄今台灣本土｢中華漢傳佛教｣的新主體，而這個經過在地化轉型的「新中華漢傳佛教」，正逐漸以其邊陲的「逆中心互動傳播」之方式，注入與影響大陸中心的漢傳佛教之性格。由此，我們可從「邊陲」與「中心」的關係互動來進一步思考這個「逆中心互動傳播」所要呈現的新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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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與本土性的詮釋辯證：二戰後台灣｢漢傳佛教｣歷史的新局開展及其在地轉型問題

本文是介紹新書《戰後台灣漢傳佛教史》的詮釋概念和相關書寫問題。此書已於2011年4月初，由五南出版社正式出版。所以，本文將提出以1949年之後的台灣佛教發展，是在特殊的｢雙源匯流｣之下，朝向｢在地轉型和逆中心互動傳播｣的新史觀詮釋，來取代原有的四種偏頗的相關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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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與互惠（1945-2011）二戰後台灣｢漢傳佛教｣歷史的新局開展及其在地轉型問題

有關1945年以來迄今的戰後台灣的政教關係，雖依各種宗教在其不同階般的傳播狀況，可有其各自不同的發展風貌。特別是在1949年出現所謂特殊的｢雙源匯流」現象之後，我們若要再就其整體發展狀況，探討二戰後台灣佛教領域所出現的各種政教關係，則實可以解嚴（1987年）為界，分其為前、後兩時期來分別說明。並且，在解嚴之前，只有符合政權統治的需要、並經政界收編的宗教，才能有較高的自由度，否則即很容易被判入異端邪說，而遭制裁。本章主要分由：戰後佛門三寃案、政府嚴密管制佛教、佛教界大力支持政府、政府的宗教態度及對佛教控制的策略運用、佛門人士參與反共活動等方面加以論述，藉以探討戰後台灣佛教與政治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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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起與潮落（1945-2010）以戰後｢中國佛教會」的在台沿革及其轉型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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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衛自教立場？抑或維護信仰自由？（1949-2010）

戰後六十多年來，台灣本土漢傳佛教的信仰轉型與傳播本身，也曾遭遇到不少的障礙與挫折、批評與誹謗。所以本章的主要內容，即是擬分項說明，此一由戰後台灣本土｢漢傳佛教｣的教界人士，為捍衛佛教信仰主體性的應有尊嚴，而必須從事的各種護法和衛教活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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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台灣漢傳佛教的未來走向及其歷史反思

本文對於當代台灣漢傳佛教的未來走向及其歷史反思，將從五個層面來進行論述：在｢逆中心互動傳播」的新視野下，有關戰後兩岸佛教新交流模式及其影響的討論。2.日治時代的佛教現代化啟蒙運動與解嚴之後人間佛教化的思想關聯性討論。3.對於戰後僧尼戒律規範性思想及其相關作為的商榷與反思。4.解嚴前後的政經因素對解嚴以來佛教文化開展的持續性影響。5.代台灣本土漢傳佛教歷史的未來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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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管理中資訊、決策系統之探討

「資訊」與「危機管理」有著密切的關係，先期正確的「資訊」，可充份的掌握動態環境，使企業、組織領導者可行「危機管理」，避免危機的產生與處理。反之，領導者對「資訊」不重視，甚至錯誤則易誤判形勢，形成危機風暴。因此，危機管理不論在個人、企業、政府部門，都已成為一門顯學。然危機管理除了「資訊」外亦與領導者「認知」有關，此必須藉由科學的決策系統，進行「輸入」、「分析」、「輸出」、「資訊反饋」、「修正」的一連串過程。本文是以系統決策的概念，探討「資訊」在「危機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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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式災害應變與國土安全：從美國國土安全部災害應變機制與經驗談起

2011年3月11日，發生於日本的九級大地震與其隨之而來的大海嘯，不僅造成嚴重的核電廠災變，也讓全世界驚覺複合式災變的可怕。為了讓台灣日後可以增進相關的應變準備，本文將反省美國「國土安全部」面對卡崔娜颶風的整體經驗，並說明「國土安全部」的安全應變與危機管理機制，進而討論在複合式災變、危機管理與國土安全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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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制度—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初步分析

政治學的研究從50、60年代的行為主義興起，到70年代的理性選擇理論、新制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乃至80年代的認同政治學，而這些從不同研究途徑出發的理論，其中，除了行為主義的分析之外，新制度主義特別對於國會研究有較多的運用。本文嘗試以新制度主義中的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做為分析台灣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制度的研究途徑，並試圖將理論面與實務面的分析面向結合起來，並加入政治利益算計對於國會運作的影響，希望能對於複雜的立法院朝野互動進行更精確的解釋與分析。歷經第一波（第三屆立法院）與第二波（第四屆立法院）的國會改革，立法院建立以朝野黨團協商制度為運作核心的議事審查機制，而在歷經第五屆、第六屆，乃至第七屆立法院的運作之後，原本為促進議事效率而設計的朝野黨團協商制度，弊端叢生，外界依然批評聲浪不斷，更有立法委員本身將朝野協商形容成必要之惡，也有立法委員認為朝野黨團協商是一體兩面的設計，改善了過去法案被杯葛、延宕的困境，但密室的黨團協商，也常有利益迴避、為特定團體護航的問題，而朝野黨團協商有時也得扮演過濾與把關的角色。在2005年修憲將立法委員總數從225席，減少為113席，並將選舉制度從複數選區變更為單一選區兩票制之後，2008年1月12日選出第七屆的新國會，也在此制度下繼續運作。在此制度之下，朝野政黨的互動呈現怎樣的面貌？台灣的立法院到底是扮演著橡皮圖章，或者監督行政部門的制衡力量？這勢必從了解立法院議事運作的核心－朝野黨團協商制度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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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的黨鞭制度比較的觀點

在英、美國會黨鞭的運作經驗及研究上，本文比較並探究國民黨立法院黨團黨鞭制度的內容與變遷過程。發現該黨團黨鞭的功能與英、美國家類似，但組織規模較小；選拔方式最初由中央黨部指派，後改為立法委員票選產生；職務發展有爬梯的情形，但大部分為玩票者與從事者，只有極少數為真正的爬梯者。另外，並指出影響國民黨團黨鞭制度及其運作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國民黨的政黨屬性，導致中央黨部主導並控制立法院黨團。二是政治環境的變遷，包括1992年立法院全面改選與2000年政黨輪替，使國民黨團黨鞭制度出現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