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修正了既有研究對於地方利益優先順位的假設,並首度結合代表中央控制與地方談判籌碼兩種觀點的主要解釋變項來分析1980到2003年問中國大陸各省級行政區國有部門的固定資產投資金額。主要的發現有:(一)1994年分稅制改革要建立透明客觀的政府問轉移支付制度的目標並不成功,中央愈來愈傾向用不透明的專項補助來支援地方財政;(二)中共中央對於省級領導的人事調動權,確實具有抑制地方投資總體規模的效果;(三)在中央委員會席次比重愈高的省份會分配到愈多的投資資金;(四)從各省的整體投資資金規模來判斷,中央委員會席次比重擴大地方投資的效果,在本研究的觀察期間一直都超過中央人事調動權的抑制效果。
對中國大陸而言,長期以來黨委與書記的權力過於集中,一方面壟斷了幹部選拔任用的權力;另一方面,這樣的行為更體現在地方與基層的治理過程中,因而引發的黨群衝突,使黨置身於社會衝突的中心。因此執政者規避執政風險的本能,與擴大選任與決策權的全圖,成為中共推動民主改革的動力。只是中共現行組織與領導制度所形成的權力體系,如黨管幹部、雙重管理與黨委領導,相對於開放選民直選產生的行政首長與民意代表,強調向下負責與權力制衡,是否因黨組織內外不同的權威模式(如農村的「兩委」關係),讓改革與既存秩序產生衝突?對此,黨組織控制「甄補判準」是用以區隔社會環境的一種重要機制,這也讓「黨內民主」成為中共合理的選項,目的在重整中共的組織與領導制度所形成的權力體系,並甄補「正確」的參與者。 本文從宏觀的角度,藉路徑依賴與組織理論等面向,探討中共自「十六大」到「十七大」關於「黨內民主」的規劃與實踐成果。可以看出中共從八○年代強調決策的理性,轉而強調擴大黨內參與和權力制約,並納入更多民意的成分。其中幹部選任改革、黨委權力分工與強化黨內監督,對既有的黨內權力運作與權力集中可能產生「分解」的效果,因而成為本文觀察的重點。不過中共從高層到基層採取不同的制度修正,並將改革重心置於基層政權,以符合中央在政治體制改革的步調。一方面確立代表大會與全委會的地位,透過決策與紀檢系統對黨委與書記形成雙重監督;另一方面仍維持民主集中制「四個服從」的邏輯,特別是上級對下級的領導,因此本文認為,制度文本是否修正,除了體現黨中央的意志,也讓地方與基層必須「自覺」地將改革方案置於後極權威權政體的政治改革路徑:以中共「黨內民主」為例65既存的體制框架內,以保障改革的正當性。 當前基層試點在「發光發亮」之餘,由於缺乏黨內統一的理論定位和制度支持,削減了外界對於改革成效的預期。但基層各個試點的創新,相對凸顯了幹部管理制度改革的急迫性、上級黨委的審批制是否應改為備案制、鄉鎮直選如何與人大制度銜接等問題,使現行制度功能顯得「過時」並需要轉變。這種改革鑲嵌的過程,造成社會認知架構的不一致,相對也讓中央處在改革的對立面。是否形成改革壓力,仍必須從上而下觀察中共政治改革的軌跡,以及從下而上結合政治體系漸進的演化,觀察未來黨內民主發展的路徑。
歷經近三十年的改革,中國大陸正進行一場劇烈的政經社會變遷,而為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共所採取的治理模式亦發生改變,其中最明顯的就是重構國家機器,所造成的效應便是國家、市場與社會三角關係的重整。而「組織」作為制度變遷最明顯的分析單位,也成為我們觀察中國「國家-社會」關係轉變的最佳視角,尤其是近年來快速成長的社會組織。本文的目的即在尋找當前中國「真正」的NGO,作者將中國社會組織分為四類,並提出兩種可能路徑,其中之一是在特定部門主導下的GONGO產生變革,另一則是期待草根組織的成長,然而,此兩路徑也同時存在困難,就前者而言,由於其具「小金庫」與「安插人事」的功能,要特定官僚部門放棄掌控頗為困難;就後者而言,目前雖有諸多組織已具備NGO的特質,但在現行制度環境下仍屬「不合法」,使得在組織運作與生存上都出現困境,而在黨國體制往往視「組織性」力量為「洪水猛獸」的情況下,其未來的發展亦有所侷限。
本文論述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的概念,描述中國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的演化。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已從初期的後極權轉型為混種的後極權,也逐漸形成類似東亞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的制度輪廓,但仍有其獨特性,如國有企業在整體經濟中的地位。中國一方面大力推動信息化的基礎建設與各種應用,同時不斷改組政府部會,另一方面又對信息科技的發展與使用進行嚴密的政治控制。這種既放又收的信息化政策,與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的政治經濟體系有密切的關連。
從中共厲行改革開放以降,便主要承受兩種力量的引導與拉扯。一方面是來自「發展轉型」的日漸浸潤,另方面則是「極權遺業」的深刻制約,在近30年不斷跌跌撞撞、偶見峰迴路轉的過程中,後者雖未掩擊挫敗後者,前者也未折服變化後者,兩者時而纏鬥不已,時而妥協讓步,有鑒於此,吳玉山乃將中國大陸的政權體質,定位為「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吳氏如此界定,自有其見地,但有關對岸政制如何演變,立場因此相對開放。針對此一議題,本專輯特意嘗試釐清,作為專輯組成之一,本文乃提出「內分-外聯」觀點,一方面作為架構,切盼有助中共政治的分析,另方面也澄清立場,或能豐富國內相關議題的討論。本文內容主要分四部分。首先在次節中,自政制轉型與能力變化角度,分析現有針對中共政權體質的討論,梳理出發展轉型、極權內捲、威權鞏固等三項觀點,一一進行檢討,並接續拈出作者所提的「內分-外聯」觀點,藉以澄清中共體制轉型的可能與方向問題。接續的第三節則將藉由兩個廣受重視的案例-怒江水壩與廈門翔鷺兩事件-說明中共黨國體制內部的分化與競合,以及社會力量如何結盟與嫁接國家能力,藉此回頭釐清作者所謂「內部競合-社會聯綴」的體制。最後一節則嘗試說明,如何根據上述架構,對中共政治進行分析與前瞻,以及其較諸其他架構所具備的優越性。
為了持續優化網站功能與使用者體驗,本網站將Cookies分析技術用於網站營運、分析和個人化服務之目的。
若您繼續瀏覽本網站,即表示您同意本網站使用Cook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