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應用人類學學刊/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Anthropology
華人應用人類學會 & Ainosco Press,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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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大致可分三大部分。其一，敘述應用人類學為政治效勞的首嚐不愉悅經驗，終而造成研究實踐者必須不停地檢省學史，爾後再闡釋與前不同的應用新意。其二，說明發展人類學、公共人類學、以及行動人類學的出現與熱門，此些人類學分科的現身，正反映著學界隨時有人努力掙脫人類學必須是「純學理」的枷鎖。其三，人類學在公共政策、生態環境、公衛醫學、介入愛滋、以及災難倫理等範疇內的研究參與成果非凡，值得引介。後兩部分讓人感覺到應用人類學的希望無窮，但，第一部分卻可能又次拉回曾經飽受批判的過去。那麼，應用人類學帶給人類學門甚至整體人類的貢獻是「閃耀」亦或「燭黯」？應用、發展、公共、及行動等分科研究參與領域，均強調學者自身應加入在地，啟發地方，實踐知識。換句話說，「公共性」或「公共利益」成了大家的基本公約數，利他精神充分展現。公共性價值的議題既能突顯，咸信眾人可獲有更多接觸具象人類學的機會。人類學走入社會，嘉惠人群，或許不再只是空想。應用人類學起碼的學科生命仿若微燭，細細纖體，卻從不曾自棄。今天的公共利益主軸，在在顯現應用人類學的耀芒巨光，終將廣體放射，貢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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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三十年大陸社會最主要的特徵就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迅速發展，這帶來大範圍的人口流動，進而導致社會結合方式的鬆動以及傳統文化的快速變遷。人口流動將城市、生態、文化甚至疾病裹挾到社會變遷的浪潮中，帶來了一系列的新現象和新問題，在此基礎上應用人類學得以迅速發展。雖然相關研究分置於應用人類學不同的領域，但可以看出學界從不同的角度關注了同一個重要問題，也就是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流動問題。這裏的流動不僅僅是城市化導致的人口流動，還包括由此而引發的生態、文化、社會乃至公共衛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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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過人類學的研究方法，企圖對戰後香港應用人類學的發展歷程作一個評論性的回顧。本文認為，人類學的相關性是由特定文化的歷史文脈所決定，延伸下來的是，人類學知識的「效用」也是由該社會文化及歷史所決定的，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把此回顧重新定位為探討香港人類學研究的社會相關性，以及由此種應用人類學研究所產生的人類學知識的「效用」。本文將先分析戰後香港的政治社會背景如何造就香港獨有的應用人類學之出現。然而，這分析同時揭示了從事應用人類學的香港學者只是寥寥可數，而應用人類學本身更從不是香港人類學研究的主流。應用人類學在香港學術界的邊緣地位當然與香港學術單位的制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如日本學者桑山敬己所指出的“world system of anthropology”（人類學的世界體系）。基本上，這體系指出的是，在人類學中心的學者與人類學邊緣的學者之間存在著權力不平等的現象。這種權力不平等不但使香港人類學者無意涉獵應用人類學，更影響著人類學邊緣的學者的研究取向。然而，香港的應用人類學的發展不可能只是中心的翻版。也就是說，人類學中心與人類學邊緣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隙縫。這隙縫一方面由臺灣人類學歷史傳統之介入所造成的，另一方面，學者們自身的成長背景與經歷也都使得他們的研究取向有別於人類學中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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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山地服務團在臺灣有相當悠久的歷史，「服務」之名與操作的方式曾引發不少爭議，一些社團因而轉型，一些轉而到非原住民的偏鄉服務，但仍有不少大專山服團持續在每年的寒暑假到原住民部落國小「出隊」。這篇文章從2009年夏天筆者在一個部落國小裡初遇兩個大專山服團開始，透過參與兩個山服團的活動，筆者從一開始的「文化」震撼，逐漸理解兩個不同山服團運作的模式，進而去思考在這特別的跨文化接觸中，人類學家自身的經驗反省，以及可能可以扮演的媒介角色。筆者與其中一個大專山服團在活動後維持持續的接觸，一方面去理解這個山服團如何形塑其「傳統」與思考轉型的過程；另一方面則企圖透過這個山服團在此區域超過二十年的「服務」活動，以及部落與山服團的互動過程變遷，試圖以「志工觀光」、「服務學習」等概念，對以山服為媒介的當代漢人大學生與原住民社會之跨文化互動作初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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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回顧應用人類學在美國的發展歷程，從研究主題、研究經費來源與研究目的等面向，指出應用人類學的特質使得其在整體人類學倫理的議題上，既是最重要的建置者，也是最關鍵的被檢視者。以應用視覺人類學為例，本文討論潛在的倫理爭議，以說明當代應用人類學者在關注或介入社會現象時，可能面臨的跨領域與多元方法的複雜倫理挑戰。不同華人地區人類學的發展有其殊異的政治與社會情境，而透過檢視美國人類學的倫理爭議歷史與焦點，有助於吾人思考華人地區應用人類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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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調解制度在形式上與傳統民間調解存在差異，但是從其調解工作範圍與調解依據而言，它確是在中國傳統民間調解制度演變而來的。處於變遷中基層農民對人民調解具有需求，這為人民調解制度提供了生存的空間，而人民調解制度也需要針對地方性特徵做出制度調適。本研究在對渝東南地區的田野調查基礎上，從社會關係、經濟資本、法律資源等方面對基層農村對人民調解的需求因素進行了分析。進而以渝東南地區的人民調解制度實踐－調解大院為例，分析了農村地方性知識在基層人民調解制度實踐中的應用。研究發現，在情感性因素與生計理性的作用下，村民具有維護社會關係的需求。由於人民調解制度與農民維護社會關係的需求的適應性，人民調解制度在基層農村有巨大的生存空間。另一方面，人民調解又是村民基於經濟資本與法律資源的弱勢地位作出的被動的選擇。針對山區的聚落特徵、村落社會關係、農民的意義體系，人民調解機構做出了人民調解地方性的制度回應─「調解大院」，將人民調解制度融入進了村落的生活邏輯之中，但是它卻沒有對農民在經濟資本與法律資源方面的弱勢地位作出回應。基於研究發現，本文最後對國家農村社會管理體制發展路徑做出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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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人類學的研究經歷60多年發展，80年代之後出現新觀點－將災害看成是自然環境的基本元素和人類系統的結構性特徵，而不再把災害看成是一種不可預見的事件。這個觀念的轉變，將災害與社會、文化、政治、權力、經濟等緊密聯繫起來，使災害成為人類社會和文化組成的一部分。臺灣東部太麻里溪流域嘉蘭村（Ka'aluwan）曾經於2005年及2009年分別受到兩次颱風的災害，豪雨造成溪水暴漲沖走幾十戶民宅及耕地。災難帶來的鉅變及災後的重建過程中，湧進的大量物資以及重建政策等人為因素為部落裡的社會關係造成了更甚於天然災害的衝擊。向來對於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與社會結構投注較多調查研究的人類學家，如何在災害研究中發揮學科的研究專長？本文從一個人類學研究的角度考察重建過程部落與外界的接觸所產生的文化衝突及調適，同時也思考著災害研究中人類學扮演的角色及所能發揮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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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概念上，管理學和人類學已有所相容，但由於研究目標的差異，二者對組織文化的內涵仍有不同的理解。故追溯人類學和管理學同樣認同的現代組織文化的早期研究過程是有意義的。論文對人類學在工業中的應用做了歷史的縱向分析，從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後工廠制度的產生，到21世紀的綠色製造，包括把人看作機器的附屬；泰勒的經濟人假設；「霍桑實驗」中的社會人假設、非正式組織的發現、員工士氣和新型領導關係；「需要層次理論」等行為科學的應用；以尊重人為主要內容的人本管理；員工授權、工作的豐富化和團隊工作特徵。以及關注人與自然相協調的綠色供應鏈管理，諸如綠色原材料、綠色設計、綠色採購、綠色製造、綠色行銷和綠色消費。最後，以雲南回族工業企業為例，對人類學在工業中的應用做了實證分析，以說明人類學與管理學的相互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