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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3.11大地震中的「他者」救助與公民意識－以仙台地區的人類學調查為例

2010年9月至2011年8月本人在日本宮城縣仙台秋保町做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期間親身經歷了日本3.11大地震，日後又參與了志願者的災區救助活動。本人運用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觀察和探究了3.11大地震以後作為他者的救助活動，他者救助包括災民自救以外的所有社會救助，本文重點描述了傳統的、代表國家的他者救助（軍隊和員警為主的政府部門）之外的民間的他者救助，主要研究的是災區的志願者救助活動。日本的志願者已經成為災害救助的主要力量，它彌補了有些地方的國家不在場。志願者的品質和國民的公民意識有直接關係，本人認為培育國民的公民意識是解決他者救助的有效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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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與權威：災後社區重建中的兩種發展道路－對5.12地震災後重建中龍門山鎮的民族志研究

在5.12地震三年的災後重建過程中，政府通過強化對基層政權的控制，使得權威主義治理模式成為重要的災害應對機制。與此同時，發展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組織）的介入是5.12地震災後社區重建的新的民間社會參與形式。發展NGO強調以「賦權」為核心的參與式發展。通過筆者持續三年對四川省龍門山鎮A社區和B社區的社區重建的民族志研究，在社區工作的實踐過程中，這種參與式發展的策略遇到了權威治理模式的挑戰。本文通過比較指出，無論是參與式發展還是權威主義發展，社區實際上是處於更加迅速的災後重建過程、城鄉一體化過程，以及社會管理改革的過程之中。各種力量對社區的多方面介入使得基於相對隔離封閉的傳統社區的參與式發展理論和以往計畫體制下的權威治理思路都難以應對。但社會治理制度能否變化還仍然有待於進一步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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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四川地區地震災害時空分佈特點研究

歷史災害學是歷史學的重要研究內容，而歷史時期的地震災害研究則是歷史災害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本文所研究的四川地區位於中國大陸西南腹心地帶，境內自然地貌迥異，地形變化多樣，是地震災害極易發生的地區。近年來由於汶川等特大地震的發生，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了極大的損失，嚴重威脅了當地居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因此，學術界對地震災害問題日益關注，對該問題的研究成果也日益增多。基於此，本文嘗試在對史料進行收集和整理的基礎上，進行更深一步的分析和研究，對明代四川地區地震災害的時空分佈特徵進行綜合、系統的研究，以期彌補當前學術界在此方面的不足，對明代四川地區地震災害的研究起到磚引玉的作用，也希望為今天的防災減災工作提供一些借鑒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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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旱災害的文化解釋與行為回應－雲南省新平縣轉馬都村的研究個案

本文通過對雲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縣轉馬都村乾旱災害回應方式的人類學田野調查，探討了彝族村民和地方政府對於乾旱災害的解釋方法和應對方式。文章認為，彝族地區的乾旱災害可以追溯到遙遠的古代，乾旱災害一直伴隨著人類至今。彝族地區的乾旱災害回應方式包括了村民的回應方式和地方政府的回應方式，村民的乾旱災害回應方式包括拉水、買水、儲存水、出售牲畜、減少用水量、祭龍、祭祀水神、保護水井和神林等；而地方政府的乾旱災害回應方式包括了政府送水、保護水源、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保護森林、媒體宣傳、各界捐資捐物等。乾旱災害的兩種回應方式說明了抗旱工作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相結合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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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災害與社會組織的重構－以內蒙古河套地區的歷史人類學調查為例

學界對自然災害的研究經歷了從自然科學到多學科交叉的發展過程。20世紀以來隨著社會科學的發展，對自然災害的社會屬性的研究轉向逐漸被人們所關注並接受。自然災害就像一面鏡子反映出不同社會的組織能力和應變能力。本文將關注點放在自然災害和社會組織的重構方面，在對河套地區進行歷史人類學調查的基礎上，選取了19世紀50-90年代、19世紀末20世紀初和20世紀50-70年代三個時間段，分析這三個時間段內自然災害與社會組織重構之間的關係。三個時間段分別以地商組織代替蒙古王公的管理、天主教會組織代替地商組織和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政府替代建國前的社會組織來實現社會動員為代表。在方法上本文運用歷史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的方法來分析不同時期自然災害背後的社會屬性，通過社會組織的變化反映出災難事件對社會變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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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兩面：臺灣通譯的角色及其在醫病溝通的能動性

全球化時代，跨境遷徙的移民愈來愈多，族群、文化和語言的多樣性使得醫病溝通出現新的挑戰，為此，各國發展通譯制度，以因應移民健康照顧的需求。臺灣自2006年開始培訓東南亞籍通譯，主要任務為推動新移民生育健康管理計畫。雖然國外已累積大量通譯研究，臺灣仍缺乏通譯的質性研究。本文透過機構的脈絡分析、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探討我國通譯角色的兩面性及其在醫病溝通的能動性，以發掘通譯在新移民健康照顧的潛力。一方面，通譯很容易與新移民建立信任關係，將新移民對公衛和醫療體系的陌生、恐懼轉變為自願地使用；假手通譯，政府得以順利向新移民推展生育健康管理政策，規訓新移民。另一方面，雖然通譯的身分是志工，且處於醫療體系最底層，但是通譯正在形成新的位置─醫病互動的第三個對話者。目前，通譯僅在門診進行少量的醫病溝通，通譯對新移民遭遇不適當的照顧相當敏感，遇到這種狀況，她們往往以新移民權益捍衛者的角色出現。不僅協助新移民進行醫病溝通、設法延長溝通時間，並幫助新移民詢問醫生問題，充分告知新移民同意書的內容，使新移民維護其醫療自主權。比起夫家，通譯的參與更能提供新移民發聲，建立有效且彼此信任的醫病溝通。政府應重視通譯在醫病溝通和跨文化照顧的潛力，讓通譯成為新移民健康照顧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