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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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界之隱現 －跨界永續治理之體制演化研究 林錫銓 摘 要 永續發展成為二十世紀末葉以來，全球最盛行的政策課題，然而，這個流行的政策主張在實踐上卻出現了很大的問題與困境。尤其是各個層次的跨界環境發展問題，更是對於各國現行政治體制的重大質疑與挑戰。這基本上同時是個環境發展的課題，也是民主政治如何有效運作的問題。因此，本論文從體制面著眼來理解跨界現象中的政治社會意義，一方面是探討人類社會落實環境永續發展的可能，同時也探索民主治理的可能出路。於是，本研究選擇國內幾個方興未艾、正在摸索前進中的跨界治理案例，進行這些可能性的探索之旅。在研究方法上，採用詮釋學的理論觀點和方法論來進行生活政治取向之體制詮釋研究，特別著重探討體制參與者對其生活世界與體制經驗之理解意向，也就是試著去了解體制參與者如何理解其自身行動以及該行動與社會結構間互動關係的內在意義，俾發掘當中的社會心理，並掌握新體制所以發生與演化的根源。 經過對草山生態文史聯盟、中台灣觀光產業聯盟、高高屏首長會議以及鄒是會議等組織團體之跨界治理體制經驗的理解，本研究釐清了跨界事件之所以產生的人文地理關係，掌握到促使跨界治理體制演化的各個主要作用力，理解了新政治治理空間之所以被定義與形成的疆界觀新內涵以及詮釋基礎。同時，我們也從不同疆界觀遞變所引發的新/舊政治體制之競合以及新/舊政治空間疆界之隱現現象中，進一步理解到跨界治理體制演化過程所促動的國家/社會、現代/後現代性以及人/環境之間辯證互動關係的深層涵義，而這也正是永續治理之可能性的結構性困境與契機所在。本論文也根據案例經驗提出「永續實踐之深層整合理論」以及「民主治理之車輪運轉模式」之論述，進一步闡釋永續實踐與民主治理的發展可能。最後，依據經驗研究之啟發，本文也對我國目前正欲大興大革的國土規劃與治理相關課題提出關聯性的分析與建議。 關鍵詞：跨界、永續治理、民主治理、詮釋學、生活政治、體制、後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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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評估制度起源於美國六０年代的反戰思潮與環境爭議，試圖透過科學的技術來解決經濟發展所伴隨的環境問題，其後逐漸推行至其他國家，而臺灣也於1979年開始推行，並進一步於1994年立法施行。然而作為「發展掛帥國家」的發展模式，環境問題並未真正被視為重要的政策議題，隨著民主化以及環境運動與社會運動的蓬勃發展，環境爭議在市民社會與政治改革的折衝過程當中，透過立法試圖解決並建構國家的正當性，而環境影響評估便在此結構性的歷史節點上成為環境法規最重要的工具。 本文分析自1980年代開始在台北市所進行的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以及1994年環境影響評估法公告後之實際案例來了解都市政治如何中介於環境影響評估的過程，並進一步藉以形構其都市政權，強化領導權。我們發現，透過都市政治的中介，環境影響評估雖可發揮作用，然而其更重要的任務在於賦予土地開發與否的正當性工具，並且透過技術的選擇與排除，銜接都市政治的文化治理。另一方面，環境爭議的技術化使得環境運動具有制度化的傾向，在行政部門的消極回應之下往往使得環境運動急速萎縮而後繼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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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架設在路口用來監視交通流量的錄影監視系統（Close Circuit Television System, 英文簡稱為CCTV）在技術愈形成熟後（與數位化科技系統整合運用），近年來已被大量架設在都市的公共空間（鄰里巷道、公共設施所在地、鐵路與捷運車站等）、半公共空間（消費場所）、私人企業、住宅和社區等，它被視為防治犯罪的利器－這種現象不限台灣，在許多先進國家尤甚。 回顧台灣都市公共空間中CCTV的興起，要以黃主文在內政部長任內倡導的全國性層級的CCTV計劃為起點：1998年推動「建立全國社區治安維護體系-守望相助再出發推行方案」，於同年3月編列預算，而後配合1999年推動的「天羅地網」系統計畫，因此促成CCTV在台灣各都市增設的現況。影響所及，除了在重要路口和治安疑慮地點架設CCTV，CCTV已經被視為基層鄰里不可或缺的維持治安工具。 台灣CCTV市場以2003年為例，總營收成長了17%，成長幅度為所有安防產品之冠，而政府也擬將安防產業定位為策略性工業，IT廠商早已紛紛地投入安防市場。面對由中央、地方政府與安防產業業者聯手建構的數位監視城市，原本讓市民能夠共享都市意義的公共空間已經無可避免地被監視化了。 本論文擬透過經驗研究與文獻資料探索台灣都市公共空間中CCTV興起的現象：由「監視與社區」、「監視與電視」、「監視與安防產頁」等面向闡述CCTV代表的監視機制的變遷，以及它如何與台灣當代都市政治、經濟、媒體與科技緊扣，進而建構了監視社會，並且侵蝕市民社會中各種抵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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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以「結婚」或「非法入境」（偷渡）方式進入台灣，爾後投入應召式性產業的中國大陸無證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tion）女性，她們的跨界流動經濟，及來台後投入性工作之勞動及生活歷程為研究對象。在全球化生產模式巨變，且兩岸頻繁交流的社會經濟結構下，中國無證移民女性之跨界流動，突顯了台灣邊界管制的無效性，也突顯了台灣面對現實的主權問題，對於邊界管制「無法管理」卻又「不得不管理」的進退失據。虛構且充滿矛盾的邊界管制，卻導致中國大陸無證移民女性來台投入性工作之後，因非法身份面臨種種易被剝削的弱勢困境。 今日，無證移民之跨界流動，已揭示了民族國家向來固守的邊界與邊界管制，已是一個充滿無效、矛盾與階級性的不義結構。中國大陸無證移民女性的跨界流動，彰顯了此一結構的荒謬，我們更應正視她們在此過程中展現出的流動欲望及主體能動性，從而肯定這些無證移民女性具有的流動正當性與跨界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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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經濟再結構下，台灣的國際生產分工位置改變，台灣社會朝向後工業社會發展。台灣都市面臨後工業社會的挑戰與全球都市競爭的壓力，都市經濟再發展的需求越來越急迫。台南市政府提出「文化、生態資產保育」取向的都市發展議程，藉都市地景改造，營造都市風格，推動都市行銷，希望藉此發展都市觀光事業及促進都市經濟再發展。 然而，台灣中央集權式的資源配置模式，成為阻礙台南市政府有效推動治理制度架構的結構性障礙。因此，台南市政府限於地方財政困境之窘狀，爭取設立國家公園為大四草地區之發展解套。然而，國家公園之設立可能排擠都市政府之市政發展主導權，使都市政府陷入都市治理之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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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試圖解釋隱藏於家庭再生產功能的老人照護需求，其照護資源公共化的現象與影響，文中雖未曾直接切入老人及其家庭照顧者作為研究對象，而是以提供居家照護的護醫人員的照護經驗，來呈現照護資源如何「以老人為中心」流動，而社區照護如何在「家」場域落實。 研究方法是質化取向之深度訪談法與參與觀察法，以居家護理師與往診醫師為研究對象，強調照護是一個地理脈絡的經驗，故要了解照護改變至社區或家的意義，便要探索新的照護脈絡如何生產、如何運作，期望在目前文獻探討非正式照顧者和正式照護人員之間的需求與供給關係之外，補充正式的、組織的照顧者進入家場域工作的照護情境，以呈現專業實踐過程。 家領域提供完整的情境脈絡，醫用者的個體性與獨特性得以展現，醫療專業者得以觀察與聽見更細微的線索，例如身體所透露的生命歷程、老人對自身疾病獨特的診療方式、照顧者的憂苦歡喜以及疾病帶來脆弱、焦慮與無助的感受，醫用者的經驗和感受比以前更加受到重視，「反思的專業者-充權的使用者」在特定的家場域、透過互動情境與互動內容的維繫，於醫用雙方過程中被實現出來。 呈現健康和地方之間的關係與經驗時，誰得到什麼？在哪裡？提出缺乏公共化的面向是很重要的，在整個控制家戶資源和決定政策和執行的結構中，提供居家照護的專業者、老人和家庭照顧者皆位於附屬的、末端的結構地位，要轉化現行對責任和成本的安排，付費的居家醫療照護就是一個在公領域與私領域之間的中介面向，可以用來促進承認家庭和國家是不可分割的事實，探索正式照顧者如何理解他們的角色和責任，正式照顧運作時的經驗與態度，都會有助於了解政策如何轉變為實際運作，藉由「照護工作實際涉入情形」，再概念化「家庭照護是什麼」「社區照護是什麼」，再政治化長期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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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當台灣創造了「經濟奇蹟」之後，新一波的挑戰接踵而來：在國際壓力之下新台幣急速升值，產業相繼出走至宣稱改革開放的中國大陸。經濟自由化的浪潮衝擊下，迫使政府保護政策棄守，外國商品大舉叩關。而在中日貿易逆差持續擴大之際，台灣產品在全球市場頻遭指控仿冒。50年代即已導入的工業設計，此時成了挽救資本主義發展瓶頸的關鍵作用者。 論文第一章以80年代設計產業的興起，說明本研究的必要性；第二章則在前述基礎上，質疑主流設計史的侷限，並且重建歷史詮釋觀點及方法。 第三章至第六章為主要歷史文本：第三章以汽機車、家電等產業史沿革為線索，檢視80年代前這些產業如何醞釀研發設計。第四章進一步聚焦於家電產業，分析80年代本土家電廠商如何在經濟自由化及外資箝制下，發展設計部門；研發設計的必要，迅及80年代後期興起的資訊產業。企業設計組織，並且由內而外衍生為設計公司，以鑲嵌進台灣眾多中小企業的產業結構中，此為第五章內容。三至五章分析設計與資本的關係後，第六章轉而討論設計與國家的關係，檢視政府如何運用設計，回應90年代紛至沓來的經濟發展課題，並藉此在國際舞台上建構新的國家形象。上述內容以工業設計發展作為敘事主軸，大致按照時序撰寫，其間埋入政府政策、產業環境及廠商策略等的討論。第七章總結這些歷史經驗，歸納為具理論意涵的結論，在與主流設計史相互參照下，深化了吾人對於工業設計的認識。 在追求經濟發展的思維下，人們對於工業設計總是充滿了幻想，希望它能帶來更多商業利益。工業設計乃是基於這樣的期待，回應廠商存續、產業發展，乃至於國家認同等不同層次的課題，其目的解除資本主義的發展危機。這個能夠「無中生有」的「煉金術」，放在80年代國際政經局勢動盪，產業政策不明、廠商步調混亂的狀況下，益突顯工業設計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特性；這也正是工業設計作為資本主義安全瓣的結構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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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魯巴是一種男性間的群體遊戲，動作是一群男性抓著、抬起某個男性，以胯下性器官對準硬物加以撞擊、磨蹭。兩岸三地及華人地區都有類似的行為，有各自不同的稱呼。阿魯巴是男性友誼的表達卻也是一種欺凌他人的方式，具有雙重性而兩者所含的比重視不同狀況的阿魯巴而定。 阿魯巴是一種男性的下流遊戲作為學習男子氣概的操演過程。由男性進行阿魯巴的經驗，分析台灣校園裡建構的男子氣概包含強制傳統異性戀、厭惡女性以及同性戀恐懼症、以性作為男性本身及團體的認同、需要憑藉物的同性感情交流、男性間潛藏的競爭以及競爭而來的殘酷文化。這些男子氣概並藉由他律性彼此監督，確認每個男性都服從同樣的男子氣概建構。要藉著一次次的男性團體儀式凝聚、加強本身也提醒其他團體裡的男性，並在團體裡彼此監督、監視。表示男性對本身追求男性氣概的不安或不確定，需要一次次的凝聚來安定或肯定自己，內化男性對男子氣概的追求，男性總是處在一個極端不安，害怕自己不符合男性氣概的迷思中，可見男子氣概的認同本質是多麼脆弱、虛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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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安全」是人類居住生活中的重要需求之一，也是評估居住環境品質最首要的指標。隨著都市中高密度高層化的住宅趨勢發展，住宅中的活動需求增加且複雜化，增加日常生活中居家意外的發生機率。人的日常生活中由使用狀態變化的環境因素、行為因素接連不斷的推移，而產生正常、異常、非常三種行為狀態。日常生活的大部分處於連續的正常狀態之中，這三種狀態之間的推移，因人或所處的狀況而異。在日常生活中要完全不受危險狀態的威脅是不可能的，當物理狀態不安全，或人的生理狀態不安全時，則意外隨時可能發生。 居家意外的發生是一組行為過程中，部分環節上的失誤，其失誤主要是由不安全環境、不安全行為與機會因素所構成。不安全環境受意外情境與潛在的社會環境因素作用。不安全行為的形成受環境因素如：使用不便、支持度不足等，以及個人因素作用。行為是由個體與環境互動產生，整體而言，環境因素與個體因素是形成居家意外事故的兩大因素。環境因素包含社會環境、自然環境、物理條件與空間條件等因子；個體因素包含素質、一般心理、經歷和身心狀態等因子。 根據調查結果，本研究建立出居家意外形成的因果概念。高齡者受到老化影響，對危險知覺能力與運動機能較低，容易因為環境支持度不足而導致事故發生。青壯年族群的安全能力高，意外事故的發生主要是由於不安全行為所導致。孩童對於危險的認知能力較低、好奇心高，一旦大人監督不週加上環境管理不當，則意外隨時可能發生。預防居家意外的發生，需了解行為與環境互動過程中可能失誤，以及影響居住環境的潛在因素，針對行為與環境問題加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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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空間的形成與變遷，不全然受政治、經濟或都市計畫等作用力的操控與改變，長久生活於聚落土地上的居民才是真正掌握其改變的主要動力。家族，是早期台灣聚落中很重要的一個生產的單元，亦是人群集結的基本單位，「東港」同樣存在著此由家族開始，進行土地生計墾拓、人際網絡建立的情形。屏東縣東港鎮的市街地區自有人群聚居開始大約百年時間，隨著港口機能的改變以及市街功能的調整，不僅影響市鎮結構改變的方向，同時更直接影響鎮內居民的生計活動。本文試圖以東港二個不同的家族，透過家族發展的角度瞭解在特定範圍下聚落空間的演變過程，期望將具有地方性觀點的生活空間記錄，回應到聚落空間變遷的論述之中。 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中，採取以經商起家的「黃家」與從事捕魚為業的「莊家」，做為觀察地域空間的切入點。回顧家族歷史發展過程中可以發現，家族成員隨著地方社會的經濟、政治條件改變而改變其生計方式與活動形式，家族成員彼此互動的關係，亦同時影響其共同生活的家族空間。面臨環境時代變遷，家族除了因應外在社會條件的改變，同時因為家族內部成員間支派的消漲，都促使家族自身調整其在地方的生存方式，其反映則呈現在家族主要的活動空間變遷之中；此外，透過不同年齡層的家族成員所繪製的東港認知地圖，更幫助此研究從在地人手繪的圖象資料中，解讀東港在不同時期的地域面貌，並瞭解其對於不同家族成員的意義為何。研究中亦發現，一個社會活動力愈強的家族，對於其生活空間的掌控能力愈大，形成具特色之地域空間的企圖便愈為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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