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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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與創新接軌的確是目前面對創新經濟最重要的課題。對應到經濟與教育的關係，我們必須有一個基本的認知：必須持續推進創新教育的發展。本研究欲從甫成立兩年的國立臺灣灣大學創新設計學院，於創立到順利運行至今的過程中，試圖理解在本研究之發展創新的教育環境裡，空間與文化之間如何彼此影響、互相鞏固的關係。 本研究以親身營造創新設計學院的空間，以及參與營運過程中之各類活動的方式，投身於場域之中。並以「設計思考」作為引導自力營造的途徑，試著探索出「引發創新」的空間與文化之相互建構的綜合體現－空間使用模式。其中也發掘到，「設計思考」足以作為一個穩定且具有開放性的流程方法，能夠帶領空間使用者，進行空間設計並改善現況。 本研究發現，引發創新發生之空間的建構重點，在於必須把「空間」視為「文化」的一部份，是以文化育成為主、空間為輔的文化塑造。並將空間視為使用者「由內而外」之參與實踐，其空間的生長與空間內成員的使用模式為相互共構。必須強調，空間同時展現了對創新發展的支持和限制。而創新教育的文化培育，是希冀以更大的群體力量作為動員，因此在學習彼此文化的情況下，若空間條件相似，亦可以參考空間模式的運用，而非複製表象的空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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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人們對於理想城市的定義與想像，可追溯於英國花園城市之起源，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學術界對於理想城市的期待與規劃提出更多的名稱，智慧城市即為最新提出的名稱之一。自99年至今，許多國家紛紛提出智慧城市示範計畫，利用網路通訊科技與雲端技術，以降低環境衝擊及民眾需求為出發點，針對社區或城市從環境永續發展及人文服務提出全面性完整的解決方案，政府結合民間業界推動整合性計畫，部分已成功的落實執行。 對於國內政府補助智慧城市示範計畫之推動方式，本研究認為示範場域的遴選評估機制值得改進，尤其透過國外相關文獻與案例分析顯示，示範計畫應優先考慮「最具潛力成為智慧化社區」的條件。本研究之目的在透過多準則評估方法之運用，建立一套智慧城市示範計畫之評估模式，以評選出各種智慧城市示範場域之潛力，期能達到政府財務資源分配之合理性。 本研究首先透過文獻回顧初擬評估指標架構，取用一些國際智慧城市評估指標相關文獻的質性因素，以求多準則評估之內涵能更加反映示範場域之發展潛力，同時據此與國內示範場域遴選辦法比較差異，期待所建立多準則評估模式能彌補其差異，促使智慧城市示範成果能帶給當代城市發展之潛在貢獻。 本研究所提出之多準則評估架構，需要二個階段的作業。經由第一階段德爾菲法篩選評估指標的重要性，再以第二階段層級分析法建立評估指標權重分析等研究調查後，得以確立智慧城市示範計畫之多準則評估模式。此外，本研究進一步模擬評估模式之實際運用，以台電智慧社區、雲林科技大學校區、台中文化創意園區及高雄市哈瑪星暨亞洲新灣區等場域範圍，模擬評估一年期的成果分析與建議，用以檢測本研究所建構智慧城市示範計畫之多準則評估模式是否具可行性，期許提供檢討分析之結果，可提供國內未來推動智慧城市補助計畫之決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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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建立在研究者多年研究社會理論的反思，以及自身投入社會企業經營實務的經驗基礎上，所提出的批判性社會企業理論。因此，研究者旨趣不在於探討當前社會企業理論，而在於提出本土實作觀點的社會企業理論。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本論文分別從理論和實作兩個層面探討社會企業理論。在理論層面，研究者認為，一般普遍採取「以商業手段解決『社會問題』或達到『社會目的』」的說法定義社會企業，造成對「社會企業」嚴重的誤解。因為一般語用中的「社會問題」或「社會目的」是非常不嚴謹的概念，既存的企業都可以宣稱在解決某項社會問題或成就了某項社會目的。嚴格「社會問題」或「社會目的」的定義必須是指向「社會如何可能」這個社會存有論層面的課題，換言之，如果說社會企業就其樣態是以「以商業手段解決『社會問題』或達成『社會目的』」，那麼這裡所謂的「社會問題」或「社會目的」就必須是存有論上探討當前人類社會之為人類社會的價值與意義，以及究竟遭遇到甚麼樣的困境，使得「社會之為社會」的可能性受到嚴峻的挑戰。嚴謹的「社會企業」概念不能迴避這個基礎的存有論反思。 準此，研究者認為，當前人類社會發展主要受制於資本主義體制。資本主義文明帶了空前的繁榮也帶來了空前的社會困境，因而社會企業也就必須回到批判資本的脈絡下才能達到解決社會問題的目的。依據這樣的想法，本論文在理論部分以批判資本主義作為開展的起點，釐清究竟社會企業應當指向什麼樣的「社會問題」。 然而，「社會企業」這一概念即表明本身乃是實作導向的概念，也就是說，其目的不僅在於定義「社會問題」，更在於「解決社會問題」；因此，當在存有論層面探討社會企業指向的社會問題時，必須同時扣連到「問題解決」的方法論層面，是故，在理論探討的部分，研究者探討資本主義社會的一般性問題之外，也必須定位出具體可以行動改變或挑戰的議題，因此，研究者放棄一般關於資本主義研究中常用的，就歷史層面來看，資本主義發展（所必然遭遇）的「危機」概念，改以從行動者角度，提出「社會困境」的概念。從社會困境的角度，將一般性資本主義批判轉向具體社會困境批判。 也因為如此，具體社會困境的批判必須建立在每個具體社會特殊的資本主義處境作為分析起點，準此，研究者以「後進（資本主義）國家」作為分析台灣社會具體資本主義困境的分析視域。並以這個視域貫穿對市場、國家等概念的重新理解，以尋找社會企業作為一種解放資本主義、重構市場經濟的可能性。 在第二部分實作經驗的討論中，研究者以自身創設的社會企業為例，描述如何從表層的社會現象定位深層的社會困境、乃至於如何採取行動策略在解決表面的社會問題時，指向深層的社會困境。研究者認為「合作經濟」是挑戰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最重要的一個方法，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要形成「合作」的社會團結網絡，必須突破既有資本主義社會的格局，因此，如何模糊既有社會領域的邊界是重要的策略，也因此，研究者不採取傳統批判資本主義者，從生產領域出發，以階級鬥爭作為行動的策略方針，而是從「流通領域」出發，因為流通領域所具有社會領域界線模糊的特徵，將有助於尋找階級鬥爭以外、有助重新形塑社會團結的行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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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來,空氣品質嚴重敗壞與跨域空污議題受到全球關注。本研究即在此情勢下,藉由高雄近年各項以氣味為名的爭議事件,檢視目前社會大眾與治理階層的應對與論述,進而思考氣味在城市治理中的處境。 本文先梳整氣味在城市中的文明進程,再由高雄鮮明的產業定位與之造就的環境體質切入研究聚焦田野,進一步討論晚近都市擴張後,民眾與都會生活型態密不可分的現狀。文脈深入工業重鎮與都市住商混雜區這兩個性質不同但相互影響的場域,運用「治理」的概念,剖析城市政權如何疏通與整合各類型知識、技術,以處理當前高雄的各項氣味問題,並從中研析時勢與環境變遷對氣味治理產 生的影響。 文中將高雄的氣味治理爭議分為兩大類型:首先是工業定調的空氣污染遺毒,另外則是市民對日常生活氣味感受判定不一產生的各項爭議。本研究指出國家早年規劃賦予高雄的空間意義,與今日城市治理者、市民對高雄的發展需求、城市願景有嚴重衝突。受困於氣味爭議的市民期待氣味治理保障個人權益、彰顯環境 品質,時事熱議雖影響大眾對氣味關注的消長與敏感度,並促使官方回應氣味治 理的態度較往常積極,但目前高雄的氣味治理與其相關的立法精神多著重於「空 氣污染防治」與「危害健康」等論述,對日常生活中的氣味政治少有研商。 市民的氣味意識養成與爭議類型變遷,正在城市中形塑新的氣味問題結構與氣味地景。目前氣味治理的處境可歸因於早年政權多著重於威脅健康的空污管制,不足以應對目前城市在污染與健康兩者拉鋸之外面臨的問題結構,也就是市民對日常生活氣味感受與品質求索的歧見。於是,此治理取向與今日市民所處的氣味困境和發展需求遂形成分歧而產生衝突。本文也在不同氣味類型事件的爭議焦點與主體身上,嗅見高雄的氣味治理正由過往的空污管制,逐步摸索至日常氣味治理的路徑。 當治理者追逐市民的氣味爭議,一路修補缺失與回應民意時,既有措施與挪用自過往防範空氣污染的治理思維,似正有意無意地將高雄推向一座「無味城市」。文末期望各方面正力求轉型的高雄,能將關注與資源的觸角,伸進更細緻、邊緣 的層面,拓寬氣味治理在城市的彈性與豐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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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溪支線，沿站於日治時期因應採媒需求而興建，其終點站─菁桐坑，時至六、七○年代，是台灣經濟發展重要的礦業據點，更是當代產量、規模最大礦區。爾後，因應礦業沒落而面臨的區域社經衰退，近年來菁桐運用「天燈」意象作為文化治理策略，藉此提升地區經濟發展並轉型為觀光產業。如此強加的異質符號，掩蓋了當地的歷史痕跡，造成屬真性的在地文史經常缺席於現今敘事紀錄中，乃至近年菁桐老街入口處興建的平溪分駐所，即選擇以「天燈」作為外觀造型設計理念，此建築設計語彙更延伸出不同立場、思維的規劃想像衝突，而諸如此類的紛爭，即源自於對菁桐環境、歷史脈絡認知的落差。 本研究由文化地景的角度切入，運用敘事的方式來書寫菁桐，主要探討菁桐坑的地景生成，與平溪鄉整體發展的演變背景及其文化特質。透過翻閱不同時期的覆蓋行為，重新去梳理變遷的過程及其不同時期的作用力，並藉由菁桐的歷史爬梳、敘事分析去瞭解主流的歷史紀錄與現今觀光文本的書寫者，是如何宰制現有的菁桐論述，而菁桐內部的權力關係又是如何影響這一切論述？ 筆者身為菁桐囝仔，必須時時刻刻提醒自己拉出反身批判的距離，觀望官方與主流的規劃思維，如何周旋於利益折衝，並利用文化資產保存之設計論述，產生出魅化的地方特色。反思，至今究竟還有哪些被忽略的敘事，被排除在主流書寫之外？被排除在現今的規劃決策與地景設計之外？本文嘗試重構菁桐文本，結合筆者的生活經驗，以自傳式民族誌的書寫方式，探討菁桐地區當今的空間敘事規劃與日常生活經驗之間，交織、妥協甚至是折衝下所產生的相互共構現象。 透過長期對地方的觀察、記述與分析，以更貼近在地文化發展脈絡為出發點，嘗試撰寫並保留不同尺度的空間論述，與其文化地景敘事。並於文末提出研究行動方式，企圖在不同世代的空間規劃想像與日常經營模式在不同觀念與處世方式之間有所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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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下的糧食危機使人們不得輕忽農村的角色。至今，農村議題持續發燙，卻失去方向地迷失在各種風潮裡。政府和市場顛簸失衡於現代社會的種種議題，新組織型態社會企業被視為替代方案。所謂農村型社會企業也被視為是對農村議題有更好詮釋的替代方法，本文試圖分析社會企業與其網絡成員間治理機制。2012年，社會企業「幸福果食」，推出「稻田裡的餐桌計畫」，以走跳島嶼上的秘密農漁村景點，運用地方食材和農村意象包裝成驚喜饗宴，試圖透過此行動喚醒人們心中的農村價值。本研究藉由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研究「稻田裡的餐桌計畫」實踐過程中，如何在社會企業有效率地動員各地方資源，並於多元行動者間取得平衡治理模式。 本研究發現餐桌計畫網絡屬於領導組織治理的網絡(Lead Organization-Governed Networks)，所以此網絡得以高效率達成網絡目標。網絡核心幸福果食運用市場、階層、社會關係與價值認同等四種網絡治理機制，多重且並進在網絡內交互運用。而原先仰賴價值認同治理的社會企業，面臨組織擴張時的治理危機，必須轉向傳統治理手段以穩定組織運作。此外，為持續擴大社會影響力，需依據地方社會特性採取合適的社會創新擴散策略。而本研究中的社會創新移轉之案例，顯示社會企業為維繫營運會採取分支策略(Branching)移轉社會創新至農村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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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是探討臺北市公園綠地的歷史發展脈絡與過程，是如何從日治時期計畫性的都市公園與綠園道轉向鄰里公園的發展樣態，並且都市綠化又是如何延伸至地方社區的日常生活當中。在臺北市綠覆面積不足的情況下，市政府運用彈性空間改造策略以及將「過渡性綠地」作為鄰里社區環境綠美化的最適手段，而社區居民則以自發性的行動，將綠化效果延伸至生活路徑和街角巷道，來改善其生活品質。 在研究方法上，透過文本與次級資料分析，體現鄰里公園和過渡性綠地的生產及後續的政策推動成為鄰里社區生活網絡的重要特色。另以參與式觀察的方式，紀錄社區居民與在地綠色空間的互動型態，和執行綠色戰術時社區中暗藏的權力結構。本研究也以深度訪談法，瞭解社區組織和政府單位配合的過程，和社區民眾如何參與社區空間的綠化。居民以私人盆栽的擴展作為鄰里空間綠化和領地主權的宣示，以及他們所採取的綠色修補術改造了社區巷弄與街道中的公共空間。 透過地理資訊系統的空間圖資繪製與各時期地圖的套疊分析，本研究認為由下而上的綠色修補過程可以藉由政府以由上而下的過渡性綠地政策的推動來激發，且作為是都市公園因結構性不足下的一種補償方式。計畫性綠地系統和綠色修補與所交織的綠生活網絡，則產生出有別於地景都市主義和新都市主義的論述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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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解的鄰里社區關係往往是過去高度都市化所引人詬病之處，而過去網路科技所創造的虛擬社群雖看似無疆界的打破了地理的物理限制，如今這樣的社群卻又因著共同居住(co-living)，似乎再度建立具有認同感與連帶的社區生活。本研究指出，面對高度流動、不婚、買不起房子的網絡崩世代（net and poor generation）正以自身生活的樣貌重構既有的空間形式。 本研究以行動研究為出發，以研究者所創立的租房服務組織－玖樓作為主要的田野。在行動的過程中跨越了三個階段與視角，從一開始作為無殼蝸牛的無奈，到看見房東的能與不能，以及作為經營者理解到產業的發展與機會。玖樓在屋主、住客以及閒置空間三方的關係上發展出一個契機，讓屋主願意提供出閒置的公寓，讓租屋族能夠在市中心有個強烈連結的公共生活，也讓一些小型的組織或活動在寸土寸金的市區找到一個能發展的空隙。因此這便是為什麼玖樓認為「共居」（co-housing）已經不夠描述在公寓裡的各種故事，而進一步的以「共生」(co-living）來闡述玖樓對於租屋生活新的可能。 從對於網絡崩世代的觀察以及從玖樓的經驗研究中，本研究主張，共同生活空間（co-living space）以網絡社群實體化的方式重構了空間。並且，藉由社區設計的概念以經驗歸納出共同生活空間（co-living space）及其中社群連結機制，期望在未來，居住空間能因應多元的時代而有更多的發展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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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台北市寧夏路木材產業青黃不接，政府單位(台北市都更處、商業處)委託創意規劃事業體執行計劃案，期望能帶入創意思維與作法，能振興木材產業並增加業務量，同時文化藝術團體也進入木材街尋求技術。本研究以觀察現地木材產業是否能良好接收不同計畫所直接以及間接驅動的創意行動為出發點，進而提出研究發問：計劃性/非計劃性的創意修補/固著對於產業影響？在地從業行動者如何回應創意修補/固著？ 本研究運用Jamie Peck所提出創意修補/固著 (Creativity Fix)的概念，在台北市的都市規劃脈絡下發展出分析架構來討論創意活動與木材產業的互動情況。運用參與觀察法、深度訪談之半結構訪談以及次級資料分析，來進行研究。獲得以下發現：計劃性創意修補/固著下，創意規劃事業體從外部帶來創意，企圖塑造創意氛圍(創意產業街區)，來吸引創意階級振興產業，但卻忽視在地文化與從業行動者，並無法解決產業問題；非計劃性創意修補/固著下，創意本來就存在於職人技術操作中，文化藝術團體協助將工藝技術轉化為商品，橋接消費者市場與職人狀態木材產業，也開啟了木材街「青黃不接」轉變為「青黃半接」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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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討社會弱勢者運用都市街道空間進行販售之相關現象，主要目的在了解他們如何使用街道空間販售、販售所涉及的特定運作機制，以及空間使用權爭議。透過觀察與訪談等方法了解街頭販售成為社會弱勢者生計策略之脈絡，並援引Goffman的污名與戲劇觀點，以及Cresswell不宜此地概念，作為現象分析基礎。研究發現，既有的弱勢街頭販售可概分為三種型態：傳統型（販售玉蘭花、日用品、彩券等）、社會企業協作型（《大誌雜誌》、創世地瓜媽媽、熊米屋愛心手工餅乾），以及另類企業型（人生百味），文中分述各型態之內涵與運作特性。 弱勢街販在街頭空間的出現，經常被視為不宜此地的存在，且表面看似藉由同情憐憫而激發購買。然而，本研究發現，大多數弱勢街販傾向以「自力更生」訴求作為空間使用正當性之基礎。而移動或流動的販售型態，是弱勢街販在缺乏經濟與社會資本，以及自身的弱勢狀態之下不得已的生存策略，更是弱勢街販應對官方法令規範，使其街頭販售存續的游擊戰術。透過流動化的販售展演，自力更生得以具體實踐，並且將街道公共空間轉化為支撐起其生計與生存的空間，以及社會關係開展之所在，反過來形塑出另類的街道空間意涵。他們面對警察管制所採取的應對策略，則呈顯出目前政府在政策規範和管理上的模糊、矛盾與困局，街道空間使用權之爭議仍待解。 近期陸續出現的社會企業協作型與另類企業型，為弱勢街販開啟新的發展契機。他們在攪動既有生態，嘗試去除或翻轉污名形象之時，有偏向正式化發展的趨勢，更積極爭取合法使用街頭空間的機會。敦促政府正視正式化的可能性。 弱勢街頭販售將在街頭繼續上演。或許可說：在同情憐憫之外，弱勢街販的街頭販售，是以生存為經、工作為緯，尊嚴與權利為軸心所構築的街頭販售運作系統。也是弱勢街販在政府的規範框架之外，自力架構起其秩序，從都市縫隙萌發、蔓生的一股草根力量，一幅道德化街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