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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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O四年起，公共電視台(Taiwan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以下簡稱PTS)新聞部節目－【紀錄觀點】推出【教改系列紀錄片】，挑戰台灣主流教育價值的觀點引發觀眾褒貶互見的討論聲浪。 除了【紀錄觀點】網站上充滿觀眾正反兩極的評價，平面媒體也報導教改系列所引發的負面效應，其中以受訪學校的反彈最受矚目，他們認為該系列紀錄片傷害了學校形象。另一方面，面對外界的爭議，【教改系列紀錄片】製作小組則是對作品充滿信心，早已預期教改系列所拍攝出來的畫面將引起教育界爭議。 為此，公視舉辦「教改系列紀錄片討論會」，邀請製作小組與受訪學校之一－金華國中參加，希望雙方能夠面對面討論爭議。然而，會中製作小組與金華國中代表各執一詞、互不相讓。更令人訝異的是，討論會還意外暴露出公視內部對教改系列的負面評價。 本研究的問題意識在於這是否因為受訪學校、製作小組以及PTS對於「PTS」的「紀錄片」各有不同的詮釋與期待？ 因此，本研究逐一探究三方對【教改系列紀錄片】的看法，並進一步了解【教改系列紀錄片】的產製流程，以及分別在【教改系列紀錄片】引發觀眾質疑前後，PTS處理觀眾爭議的態度和機制。本研究訪談對象包括【教改系列紀錄片】受訪學校、基層教師、教育團體、製作小組和PTS新聞部、節目部等。 研究結論回歸本研究主題―【紀錄觀點】究竟紀錄誰的觀點？【教改系列紀錄片】引發觀眾爭議的核心不在於教改觀點是否對錯，反而在於製作此系列紀錄片的公視新聞部對於PTS內部規範「製作人制」各自表述。簡言之，「製作人制」未臻理想，暴露的是公視新聞部，甚至是公視，在節目管理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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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二○○三及二○○四年在台灣發生的高中歷史課程綱要爭議(後稱九五暫綱)為研究主題，由於兩年間先後公布的課綱草案及修定版本，引起外界「中國史被腰斬」、「去中國化」、「台灣未定論入教材」等一片質疑，筆者在眾聲喧嘩中試圖理清爭議發生的原因。本研究關注於課綱制定過程中，是否如外界猜測有政治力的界入？若然，又是以何種方式介入？課綱制定小組是如何運作、思維？改組後的修定小組與之前又有何不同？並分析學界在本次爭議中呈現歧異、相斥意見的緣由。為了解課綱的意涵及影響性，亦探討依九五暫綱編輯的教材審定的情形，以及高中教師對九五暫綱的看法。 本研究以深度採訪的形式呈現，訪問了課綱小組成員、高中教師、教科書審定委員及相關學者人士29人，期透過訪問的形式對整個事件的過程、相關人士的位置、思維、各種力量在期間的運作等，作較為細緻的呈現。 本研究的結論為政治力的確有介入九五暫綱的制定，而課綱的形成，到最終教科書的出爐，其知識內容，其實是多種力量競逐下的結果。這樣的結果是否為某些政治企圖服務，則是吾人理解課綱意涵時，不可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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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回顧了過去台灣所有關於少女漫畫中的BL（Boy’s Love）漫畫之相關文獻，再度肯定以BL漫畫而非同性戀漫畫作為分類指稱的重要性。並以深度訪談作為取徑，試圖描繪出BL閱聽人的明確樣貌。訪談結果透過受訪者生命史（life history）的方式呈現，BL閱讀經驗為經，性別與生命經驗為緯。由於過去關於BL的文獻對於讀者性別意識的討論並不充分，因此本研究特別提出四個研究問題，針對BL閱聽人的性別意識與生命經驗進行探詢，包括：（一）誰是BL讀者？詢問並整理BL讀者的性別認同與性傾向；（二）BL讀者的生命經驗與性別意識；（三）BL讀者閱讀BL文本的快感來源；（四）BL漫畫閱讀的意義的再生。 本研究發現，台灣的女性BL讀者並非如過去研究所指出的皆為異性戀，而是由異性戀者與雙性戀者共同組成。男性BL讀者不止的確存在，並且在性向（sexuality）上與女性讀者較為不同，他們不是雙性戀就是同性戀。女性BL讀者對於社會性別（gender）所可能包含的女性氣質（femininity）假設明確表達了反感。我們看到的是一群勇於挑戰性別刻板印象與異性戀結構的女性，她們拒絕被視為如同一般異性戀文本所描述的女性形象——柔弱、依賴、無法成就大事的弱者，也厭倦總是一再被挑剔身材與容貌不夠符合時下的審美標準。 女性BL讀者閱讀BL不只是因為可以看到與傳統不同的男生，同時又可以避免自己再度在畫面中成為被消費的視覺對象。更重要的是，BL提供了女性讀者一個關於「公平世界」的想像——平起平坐的愛情關係，各自擁有專業或特長的兩人，平等展開互動。這看似簡單的公平世界是傳統異性戀通俗文本中找不到的。男性BL讀者不太喜歡看嚴肅的同志文學，因為那對於已在其中的人來說太過苦澀。BL與現實背離的夢幻氣息，對男性讀者來說反而是喘息的窗口。男性BL讀者意外地重視對於愛情的描述，BL中對於愛情的細膩描繪比起性愛場面更能吸引他們。他們瞭解許多BL文本是由女性執筆，從女性的想像出發，因此與自己真實的生活不完全相同，但這並不是值得困擾的問題，他們認為這無傷大雅。 女性BL讀者無論是異性戀或雙性戀，都傾向於接受性別並非二元的想法，也透過BL閱讀而更能體會並且同理男同志的處境。她們不僅只是閱讀BL取樂，也試圖透過其他方式與同志互動，譬如閱讀同性戀雜誌，到同志酒吧探險，參加同志大遊行等等。從這方面看來，她們的確經歷了「酷兒時刻」（queer moments）。BL已經為這些女性種下了反叛的種子，只等待萌芽的時機。儘管如此，主流價值仍然企圖以各種方式收編逸出體制之外的BL讀者，這可以從BL網路社群內部制訂規約禁止某些發言略窺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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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篇以南投縣中寮鄉龍眼林地區為主題的深度報導，龍眼林是全台灣第一座數位機會中心的設置點，而當地人在九二一地震後成立的龍眼林福利協會是經營數位機會中心的主要支柱。數位機會中心是政府計畫縮減台灣城鄉數位落差下的產物，希望藉由這種類似偏遠鄉鎮社區電腦中心的設置，提供偏鄉居民接近、使用資訊的環境與機會。本文透過訪談了解龍眼林居民對數位機會中心的經營與使用情形，本文進一步比較數位機會中心設置前後，當地社區組織的轉變，同時透過探討龍眼林社區組織的特色來來了解成功經營數位機會中心所需要的社區條件。經過兩年多的運作，龍眼林居民已經開始思考如何不依賴政府經費獨立經營數位機會中心，這種對永續經營的思考，見證龍眼林社區組織的成熟，也象徵龍眼林從九二一地震後的重生。身為全台灣運作歷史最久的數位機會中心，龍眼林的經驗可以作為其他數位機會中心的參考，龍眼林的例子也顯現社區自主性是地方經營數位機會中心的重要條件，這可以作為政府未來選取其他數位機會中心設置點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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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深度報導方式，呈現科幻影集《星艦奇航記》在台灣所造成的迷文化現象。《星艦奇航記》在美國曾經引發著名的流行現象，在台灣雖然也有一群狂熱的影迷，但在數量上卻無法與國外相比。台灣從1972年開始播映《星艦奇航記》影集，但播放時間不固定、時段冷門，讓這部在歐美廣受歡迎的影集並未在台灣造成轟動。不過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和資料分析發現，在台灣同樣培養出一群死忠的「星艦迷」，影迷先由網路串連再成立組織，虛擬和實體社群同時發展。這些影迷對於電視台的主動性、詮釋和再製文本的方式，都和美國的情況類似，但也因特殊的時空環境發展出獨特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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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傳播通訊科技的發達，造成現代人生活方式全面性的改變，有越來越多人的日常生活離不開網際網路。而網路也從最初的國防軍事應用，逐漸演變運用到學術研究、商業活動，甚至到今日，網路似乎已經成為溝通、學習、娛樂、和社交不可或缺的媒介。 換句話說，網際網路已不再是過去難以學習、有接近性門檻、多為協助專業人士處理專業事務的工具，轉而成為更生活化、更貼近人們需求的幫手。它非旦顛覆許多企業經營的方式，更逐漸滲透至我們日常生活中。而從中產生的改變，又以網路如何從虛擬走向真實、影響真實最令人玩味。 尤其是針對國內會員人數最多、最大也最受歡迎的入口網站，雅虎奇摩開始經營「網路交友」以來，透過其友善的使用者介面，把交友「簡單化」、「遊戲化」、「商品化」、「數字化」、「競爭化」、「快速化」，進而掀起國內網路交友旋風。 因此本研究主要將探討「網路交友者動機及其使用行為」、比較「電腦中介傳播（CMC）和面對面人際傳播（FTF）的異同」，再透過使用者角度針對「雅虎奇摩交友的使用和進行方式」提出討論。 至於國內其他相關研究多聚焦於「網路在人際關係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網路關係的發展歷程」等，則非本文關注的焦點。 研究方法上，筆者將結合質化研究（Qualitative Inquiry）中的「參與觀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和「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方式倂行，來進行研究。透過和其他網友互動、和親身加入網路交友平台，了解、熟悉雅虎奇摩交友的運作機制。也就是「先參與觀察」、「後深入訪談」。 而在深度報導的呈現方式上，筆者將分別以「報導者」、「研究者」、「使用者」三種不同角度切入，以雅虎奇摩交友網站為研究平台，針對參與其中的會員進行個人深度分析報導、找出議題，探究、描述、解釋網路交友族群的使用行為，並進一步分析雅虎奇摩交友受歡迎且成功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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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尾飯事件」發生於2005年6月，因傳出腳尾飯流出市面，經媒體報導，造成公館商圈居民一陣驚慌，部分民眾不敢外出飲食，後來發現當時當作證據的「錄影帶」係偽造。我研究的目的，就是希望瞭解在此事件過後，閱聽人對媒體的「信任」關係為何。 「信任理論」近年為社會學界、管理學界所重視。我援引Simmel、Luhmann及Sztompka等學者對信任的探討，指出信任並非於自然生成於社會關係之中，而不需加以討論，而制度信任如媒體更是現代社會轉型的重要特徵。過去傳播研究如媒介依賴理論也有觸及信任的議題，但似乎不夠深入，而成果豐碩的「可信度研究」，雖然近來也開始注重以多層次、多因素的方式研究信任，但囿於研究方式，對個人情境脈絡的處理仍可能失之片段。總結過去信任研究，我認為「現象學研究法」的質性研究或許是可以嘗試的另外一條途徑。 我訪談了十二位公館商圈的居民。訪談結果表示，他們對於媒體信任採取一種「曖昧」的態度：不是完全信任，也不是完全不信任，而是疑慮，原因可能是對於制度的缺陷有或多或少的認識，這也符合了Luhmann等對媒體信任的觀點。我並發現，即使後來發現「腳尾飯事件」是假的，他們仍覺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因為他們認為媒體報的新聞應該就是真的，另外，媒體不間斷的報導以及對周遭人際間的不熟悉，也可能導致對媒體新聞內容的信任。 但畢竟仍有許多受訪者表示不信任媒體。其原因包括了媒體內容過於誇大、或者覺得媒體沒有善盡查證的職責，人際間的信任也是他們選擇不相信媒體報導的原因。他們並且提到收視率是媒體之所以不能相信的原因，但並沒有對此有更進一步的討論。 我並試圖分析信任功能失調後對閱聽人可以造成的困擾，整理出三種面向：焦慮感、無奈感與疏離感。焦慮感是指一方面因媒體報導而對社會其他人抱持高度警戒，一方面又必需花更多力氣去檢驗媒體的新聞。無奈感則是認為媒體現狀是無法改變的，並轉而期待威權由上而下地快速改革現狀。疏離感則是閱聽人選擇尋找其他替代媒體，或拒看，並以第三人效果的角度來看，認為自己不會受到媒體負面新聞影響（但卻又弔詭地表示會影響他的行為）也是疏離感的展現。 最後我認為媒體這種制度信任，與其他制度信任如政治、金融信任並不完全相同，它是一種中介的信任（或許角色上逐漸變質），需要賦予更大的信任。雖然由於資訊不見得與生活密切，似乎不相信也無所謂，只需降低對媒體的期待就可以了，但是從訪談結果我們還是能看出對於媒體不能信任的那種徬徨焦慮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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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商品閱聽人」及「市場導向新聞學」為文獻取徑，釐清收視率在媒體經濟結構中的角色。而藉由相關文獻發現，收視率乃是新聞媒體製作內容的重要參考指標；而收視率在商品閱聽人的概念中，正是媒體與廣告主喊價的重要機制，閱聽人也因此被媒體賣給了廣告主。 了解收視率的角色後，本研究分析數位機上盒如何進行收視調查，包括收視率與收視質。互動電視的互動介面可以讓閱聽人將意見回饋給媒體，這將包括數字（滿意度指標）以及文字（開放型意見），提供收視質運作的機制；而數位機上盒則可以蒐集使用者的收視行為，提供收視率調查。 藉由數位機上盒的硬體設備，以及MHP的軟體共通應用平台，使得各家的數位機上盒得以處於同一標準；藉此也創造了收視調查的共同環境，各種數位機上盒蒐集的資料得以匯流，進行統合分析，而這些分析包括了收視率以及收視質。 研究也發現，在法律層面，數位機上盒進行收視調查將碰觸到隱私權問題。美國與歐盟都對於隱私權有相當完善的保護，但美國仍保留了收視調查研究的法律空間，也使TNS Media Research得以合法在美國境內使用30萬機上盒用戶的收視行為資料。 在市場與產業層面，一旦數位機上盒開始進行收視調查，媒體將面臨「殘酷的事實」，其節目收視率狀況將赤裸裸地呈現，不再有抽樣誤差範圍。對於收視調查市場而言，新的收視調查方式也為媒體企劃帶來更多元豐富的資訊，有利於媒體規劃其廣告企劃活動，尤其是收視質隱含的潛力以及廣告收視率調查；透過收視質與收視率交叉分析，可更深層瞭解閱聽人收視行為，進而預測閱聽人喜好。 對現有的收視調查研究公司而言，例如AGB Nielsen，個人收視紀錄器將因為數位機上盒開始進行收視調查而遭淘汰，其他量化研究方法例如電話訪問、日記法等也都將退出舞台，因為數位機上盒不僅改善了現有收視調查方法的缺陷，例如樣本代表性不足、抽樣誤差、樣本檢定、樣本區隔變項不足等問題，同時還能夠測量廣告收視率；若搭配收視質以及區隔變項進行交叉分析，其所得結果將遠超過現今的收視率調查報告。 然而，本研究也發現，在科學與數字之外，「人性」往往是關鍵因素。雖然數位機上盒列出真實收視狀況，其結果也未必能為媒體接受；若真實數字低於現存的收視率調查報告，只怕媒體寧可相信較高的收視率數字以便獲得較高廣告收益。對AGB Nielsen而言，技術上已可與數位機上盒合作進行收視調查，但相關的投資經費龐大，預期所能獲得的回收利益過小，僅停留於觀察階段。媒體與收視調查公司若持續以商業利益為最高考量，那閱聽人收視調查研究這個黑箱則難以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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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年一月三日，立法院三讀通過〈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該條例確立了華視公共化，以及原住民、客家與宏觀電視自九十六年度起由公視基金會負責製播等媒體改革方向，我國的公共廣電集團亦隨之成形。公共廣電集團政策從提出到執行花了六年的時間，期間行政部門的政策方向卻反覆不定。究竟我國公共廣電集團政策如何得以落實是值得研究者探討的問題。 從政策研究的國家理論與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本研究以公共廣電集團政策為例，透過次級資料分析與深度訪談法探討三個主要研究問題：即公共化政策提出的背景、政策過程的各個行動者如何互動促成公共廣電集團的誕生、以及政策過程中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 本研究發現，公共化政策提出有政治環境上與媒體環境上的原因。首先，政治力未隨著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退出媒體，而整個傳媒環境在自由化後，在政府放任的媒體政策下導致惡質的商業競爭。以傳播學術界為主的媒體改革人士有鑑於此，認為有必要平衡當前的媒體環境，隨後透過替政治人物撰寫傳播政策白皮書提出台視華視公共化，試圖屆時從政策層面落實媒體改革。 國家在政策過程中的自主性受限於來自民間社會集結力量，使其無法完全依照本身的偏好制定符合自己利益的政策，但同時也導致了行政部門的公共化政策一直模糊不清。因社運團體積極介入政策過程，阻擋了台灣媒體環境進一步私有化與政商結合的可能性，公共廣電集團的形成除了具有媒體改革的意義，同時也代表台灣傳播媒體環境邁向新的里程碑。不過社運團體在此政策研究的個案中雖有著關鍵性的角色，但研究也發現，促成其他相關的政策行動者與社運團體結合、共同促成公共廣電集團最關鍵的因素仍是基於自身利益考量。本研究認為未來仍需知識份子引導群眾發揮批判能力與自覺，透過彼此多元對話、形成更大的批判力，進一步從事改革。而國家應維持政策透明性，擴大公民參與的管道，並且做為積極主動的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