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大學會計學系碩士班學位論文
淡江大學,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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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國內外發生一連串公司倒閉或是舞弊案件，使得投資大眾蒙受損失，亦使得公司治理更趨重視。審計委員會為公司管理階層與會計師溝通之橋梁，其獨立之立場較能提供客觀之意見，較能維持會計師之獨立性，進而影響到審計品質。內部稽核不僅在於檢查及評估組織各項的活動，亦可幫助會計師審計效率之提升，進而影響審計品質。然而文獻上對此部分之探討較少。因此，本研究以2007年至2010年設有審計委員會之台灣上市櫃公司，探討會計師的審計品質是否會受到審計委員會之特性以及內部稽核之品質的影響。本研究以裁決性應計數為審計品質之代理變數，採用多元迴歸模型檢測審計委員會特性及內部稽核品質兩者與審計品質的關連性。本研究結果發現當審計委員會財務專長人數越多，能夠提升審計品質。當公司內部稽核品質越佳，能提升審計品質。當審計委員會內部稽核品質兩者交互作用下，將有助會計師提升審計品質。本研究希望藉此研究結果，提供主管機關和會計師事務所參考，促使審計委員會以及內部稽核更加重視，進而幫助審計品質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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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為企業資金的重要來源，而企業借款後所從事的各項活動與建設，可能對社會與環境造成不利影響，因此身為資金提供者之金融機構應擔負起監督與管理的角色，透過其貸款審核機制，促使借款企業重視環境及社會責任，避免其活動危害環境與社會利益。基於上述理由，本研究以赤道原則為基礎，檢驗台灣銀行業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知，以及社會責任信貸的執行情況。 本研究採問卷的方式進行，並以台灣銀行業信貸部門主管為受測對象。研究結果發現，資本額較高之銀行，對環境議題較為重視，且銀行業之信貸部門主管中，男性、較年輕以及較年長者，社會責任信貸的執行程度較高。此外，台灣銀行業信貸部門主管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知會影響社會責任信貸的執行，但受限於不足之社會責任貸款機制設計，台灣銀行業在進行資金放貸決策時，仍首重借款企業之財務績效，對其社會與環境的績效考量較少，社會責任信貸的執行程度仍偏低。 現今有關企業社會責任之研究不計其數，但其中對金融機構之信貸活動進行探討者則相對缺乏，本研究有助於彌補此類文獻之不足。另本研究為台灣社會責任信貸執行之全面性調查，有助於相關單位了解目前台灣金融機構信貸審核機制之缺失，並研議相關辦法，促使台灣之金融機構將社會責任信貸機制融入貸款審核程序中，促進台灣金融機構之社會責任並提升其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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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成為現今廣為討論之議題。有鑑於此，未來企業社會責任成功與否完全依賴下一世代對於企業社會責任之態度。本研究探討員工的道德意識與社會責任態度、倫理與社會責任認知之關聯性為何。本文以EMBA學生為受試者，並加入社會期望反應為控制變數，利用結構方程模式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發現：（1）相對與利己主義對於倫理與社會責任認知-股東觀點皆呈現顯著正向影響關係，顯示此類型主義者對於獲利才是公司經營關鍵與股東至上等觀念認同程度較高。（2）理想與利他主義對於倫理與社會責任認知-利害關係人觀點皆有顯著正向影響關係；相對主義對於倫理與社會責任認知-利害關係人觀點則呈現顯著負向影響關係，乃是因為理想與利他主義者相信對社會盡責是相當重要的；相對主義者則相反。(3)利他主義對於社會責任態度有顯著正向影響關係；利己主義對於社會責任態度皆有顯著負向影響關係，這代表當個人理想與利他主義程度提升時候，便會從事更多對公眾利益有利之行為；利己主義則相反。(4) 倫理與社會責任認知-利害關係人觀點對於社會責任態度有顯著正向影響關係；意味著企業若以利害關係人為主要經營目標，則對於企業社會責任會持較正向之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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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探討會計師之背景因素與其客戶風險關聯性之研究。在不確定性風險的審計環境下，會計師之背景因素對選擇承接客戶的評估風險有所不同，會計師之背景因素包括會計師權力、執業年資及性別，並以BETA風險及信用風險作為客戶風險之替代變數，藉以了解會計師之背景因素在面臨風險時的態度是否會影響對承接客戶之決策。以2002年至2009年間由國內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查核之台灣上市櫃公司為研究對象，運用迴歸模型檢測會計師之背景因素與其客戶風險之關聯性。經控制相關變數後，實證結果發現在會計師權力方面，當會計師職位所能擁有權力資源越多，越傾向風險規避的態度，會選擇查核風險較低之審計客戶。在會計師執業年資方面，相對於執業年資較短之會計師，執業年資較長之會計師較傾向風險規避的態度，會選擇查核風險較低之審計客戶。在會計師性別方面，會計師性別對查核客戶選擇不具顯著影響。針對Big2會計師事務所與國內其他三大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客戶風險上之比較可知，Big2會計師事務所之會計師執業年資及性別顯著與其他三大會計師事務所有所差異。額外測試首先以副查會計師權力、執業年資及性別為自變數，實證結果與以主查會計師執業年資及性別為自變數結果一致，但在會計師權力方面，當副查會計師擁有權力資源越多，越傾向風險愛好的態度，會選擇查核公司之BETA風險較高之審計客戶。最後以出具繼續經營疑慮意見做為審計品質之替代變數，由實證結果可知，會計師權力和性別與審計品質之間不具顯著影響，當會計師執業年資越長時，出具繼續經營疑慮意見的機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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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討企業績效和經理人薪酬之間的關係，並研究企業風險是否干擾企業績效和經理人薪酬之間的關係。本研究將企業績效分為資產報酬率與股票報酬；企業風險分為營運風險、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道德風險。 本研究實證結果如下： 首先，實證結果顯示台灣企業的企業績效與經理人薪酬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與先前文獻一致。此外，實證結果亦顯示台灣企業只設有薪酬下限，並未設立薪酬上限，此結果和Shaw and Zhang (2010)之實證結果相異。再者，本研究發現信用風險越高，績效對薪酬的敏感度越低，顯示企業藉由薪酬敏感度適應企業整體的信用風險。然而，當企業的市場風險越高，則績效對薪酬的敏感度越高，顯示企業將補償經理人所承擔的風險溢酬。最後，本研究將道德風險分為股權偏離度、席次偏離度和經理人持股率。就偏離度的部份，研究結果顯示以盈餘為基礎時，企業的偏離度越大，則績效對薪酬敏感度就越高。然而，以市場為基礎時，顯示企業偏離度越大，則績效對薪酬敏感度就越低。在經理人持股率的部份，僅顯示持股率越高和總薪酬之關係呈正相關，並未顯示經理人持股會干擾薪酬敏感度。整體而言，企業的各項風險將會影響經理人薪酬合約的制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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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企業的獲利來自於消費者的購買，在消費者意識抬頭的今日，企業的行為若無法符合消費者的期待，消費者將不會進行購買行為，如今消費者在購買物品時不只是在意產品的品質以及價格，企業社會責任對於消費者購買行為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本研究使用問卷調查作為研究方法，將消費者企業認同當作中介變數，從最主要的利害關係人─消費者的觀點，探討台灣的消費者是否對於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有所回應，對企業產生認同，進一步產生購買產品的行為。本研究探討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知（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與慈善責任）及消費者企業認同的相關性，以及對消費者購買意圖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企業社會責任對消費者企業認同與購買意圖有顯著正向影響，而消費者企業認同可以是企業社會責任對購買意圖的中介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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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專業服務之特性，一般認為人是會計師事務所最重要的資產，亦是影響會計師事務所經營績效最關鍵之因素；再者，會計師業是知識經濟的典型，屬專業知識密集且勞力密集的產業，不論在審計品質或財務績效方面，皆有賴人力資本之投入。爰此，人力資本於會計師事務所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然而人力資本對會計師事務所財務績效之影響為何，仍為文獻上尚未澄清的問題，值得在此深入瞭解。因此，本研究將以台灣經濟新報（TEJ）資料庫之1989年至2009年台灣前三十大會計師事務所作為探討人力槓桿以及在職訓練投入對會計師事務所經營績效之影響的研究樣本。根據研究顯示，會計師事務所在職訓練之投入對於組織經營績效具正向顯著相關，但人力槓桿並非直接影響而是透過在職訓練的投入間接影響會計師事務所之經營績效。查核報告雖由簽證會計師撰寫，但繁雜的查核工作則由事務所員工共同規劃與負責，本研究希望藉此實證結果，提供會計師事務所作參考，促使其對所內人力資本投入的重視，進而提升事務所之服務品質，改善事務所之經營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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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企業社會責任(CSR)蓬勃的發展，但有學者卻發現經理人是為了操作盈餘管理，而履行CSR活動，藉此隱藏企業惡化的營運狀況，然而CSR活動將耗費企業資源，影響企業的CSR績效評價，所以需要有良好的公司治理機制對經理人制定的CSR活動作監督，但利害關係人間存在利益衝突，因此本研究以一般最小平方法，探究不同公司治理機制監督經理人CSR績效評價所扮演的角色。 研究結果顯示，企業盈餘管理程度較低（盈餘品質較佳）時，其CSR績效評價較高，亦即，當企業財務績效較佳時，會降低經理人盈餘管理的誘因，而為了建立聲譽會趨向滿足利害關係人的期望，從事較多CSR的活動，並提升企業的CSR績效。此外，不同公司治理由於利益的衝突，導致監督經理人制定CSR活動的呈不亦有所不同，發現日本外部董事及獨立董事身分超然獨立且具備專門知識及公司業務的攸關性，因此，不僅能抑制經理人盈餘管理意圖，還能從宏觀的角度帶領企業經理人從事讓企業價值提升的CSR行動，連帶創造提升CSR績效評價的效果。反之，大股東及外國機構投資人由於私人利益而無法達到此效果。女性董事則因人數過少，無法影響董事會的決策，亦無法達到此效果。本研究進一步對不同公司治理對CSR績效之各構面的重視程度作檢視，發現獨立董事對CSR績效之人才活用構面及公司治理構面有積極的影響，而女性董事則會對社會議題的CSR績效有正向顯著影響。 綜合上述，本研究針對以往盈餘管理對CSR爭論不休之議題進行探討，並透過實證發現日本不同公司治理機制對於監督企業從事CSR投資行動上，存在著利益的衝突，因而導致不同的公司治理機制角色對企業的CSR行動的支持無法趨同，進而使得經理人執行CSR的積極性及程度不一致，最終將影響企業的CSR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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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討其個人價值觀、道德意識及倫理與社會責任認知三者之間的關聯性。係以我國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人員為研究對象，採用問卷調查法，輔以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進行假說之驗證，並考量社會期望反應對於受試者填答之偏差，以敏感性分析進行測試。實證結果發現個人價值觀的利他主義構面、保守構面與道德意識的理想主義呈顯著正相關；個人價值觀的自我加強構面、開放權變構面與道德意識的相對主義呈顯著正相關。道德意識的理想主義對倫理與社會責任認知的利害關係人觀點、股東觀點分別呈顯著正負相關；道德意識的相對主義對倫理與社會責任認知的股東觀點呈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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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績效與經濟績效的關係長久以來一直存在理論上的分歧，有鑑於實證研究上的不一致，本研究以生態效益作為環境績效的衡量指標，檢測生態效益與經濟績效之關聯性。運用多種衡量模式求得生態效益值，期望能夠得到具一般化的衡量方式。最後探討環境創新的價值意涵，以及環境創新在生態效益與經濟績效的關係之間所扮演的角色。 本研究以日經500成分股為研究樣本，期望補強過去文獻對於亞洲國家研究的不足。研究期間為2006-2008年度，樣本資料為兼具橫斷面及時間序列特性之縱橫資料，故本研究採用縱橫資料模型(panel data model)進行迴歸模型之估計。實證結果指出生態效益對市場價值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而環境創新的投入乍看之下對經濟績效沒有正向幫助，但卻能夠干擾生態效益與經濟績效之關聯性。由其在相同生態效益水準的情況下，高環境創新的企業相較於低環境創新的企業有更好的財務績效表現。 本研究結果對企業經理人與投資者都別具意義，經理人無需擔心顧及環境績效會與企業的財務目標相衝突，生態效益指標可以做為經理人進行環境管理的評量依據，而環境創新將會是企業創造競爭優勢的來源之一。就投資人而言，根據本研究會發現生態效益也是一種潛在的資訊來源，可以做為投資決策的參考依據。 本研究以生態效益的觀點衡量企業的環境績效，然而生態效益之衡量截至目前並沒有唯一的做法，尚須仰賴學術上更多實證研究的支持。本研究貢獻在於發展一套生態效益指標，並根據實證結果顯示該生態效益指標係可以作為預期企業財務績效之先驗指標，並且具有一般化之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