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學位論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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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教育為重要的人文教育，要如何教學是一項重要的課題。加以近年來社會急速變遷、教改聲浪不斷出現，使得在邁入二十一世紀資訊科技時代的今日，課堂上的歷史教學傳統講述式的教學方式面臨了新的挑戰，尤其在教改的呼聲下，教育方面出現了許多變革。面對教育環境的變動，教學方法不斷推陳出新及科技的進步，使得教學媒體的運用已廣為被重視。因此在歷史教學方法方面，實不能再墨守成規，教師更應當具備將各項教學媒體靈活運用於教學活動的能力。 有鑑於此，本論文試圖依照學科本位的歷史教育及媒體教學的理念為主要架構，以高中歷史科易於發揮的教學媒體為主要探討範圍，將各項媒體教學資源融入高中歷史課程中，以期達到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研究目的。並針對高中歷史教師使用媒體輔助教學及學生學習成就與學習意願實行調查，以驗證高中歷史教學與媒體資源結合之適用性。另亦提出高中歷史專科教室設置之規劃，以提供高中各校設置歷史專科教室及歷史教師從事媒體輔助歷史教學的參考。 根據本論文之研究結果顯示：相對高中其他學科而言，歷史科為更適用媒體輔助教學之人文社會學科。運用媒體輔助高中歷史科教學，確實能提昇教學品質、塑造教學情境、增進學生學習興趣及學習成效。每個高中歷史教學單元的內涵與可資運用的媒體不盡相同，教師應自行設計並採用不同且適當的教學媒體。在科技媒體改變傳統歷史教學方法方面，歷史教師當將科技媒體融入歷史課程進行教學活動，進而培養學生的歷史思維。是故，歷史教師若能在教學上將各式輔助媒體運用自如，並發揮歷史教師的專業知識，藉此而有效地整合各式教學媒體於歷史教學，並使運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的能力能與新科技與時並進，以發展使用科技媒體輔助教學的新學習形態，將是推動歷史教育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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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屬小區域的研究，所研究地區以屏東縣內埔鄉為範圍，探討今內埔鄉，如何從平埔社會，轉變成漢人為主體社會的歷程，對平埔族傳統社會經濟也有論及。在章節安排上，先討論漢人移墾前，活動於屏東平原的平埔族（鳳山八社）部落分佈的範圍並就其傳統經濟生活和舊有之社會組織作一說明。其次著重清代內埔地區漢人之拓墾，先就漢移民祖籍別作分析，再探討客家族群在嘗會主導下的拓墾組織及和土地開墾息息相關的水利之興築。接著透過村廟的調查，經由寺廟沿革、組織及各種祭祀活動的瞭解，理出以該廟宇為中心的聚落組織及其人群的關係，並以祭祀圈的概念來探討宗教活動和地域組織的關係；另以祭祀公業組織作為探究內埔地區血緣團體發展；此外，客家族群為了對抗閩南人而有超越親族界限的‘六堆’組織也有討論。最後對漢人社會追求的科舉價值，說明地方士人追求的目標，並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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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國九十一年起，在國中教育階段實施「九年一貫新課程」以來，社會各界針對其理念與實行提出了許多異議，但如何在教育改革中，尋求一個可行的中道措施，來修正教育改革中的亂象或補強未來教材的內容，應該是目前身為教育者的第一要務。 以傳統的歷史教育而言，原本的國中歷史、地理、公民分科教學，將各改為社會學習領域的一部份，所謂的歷史學科的基本性質與素養，因為實際教學時數的減少，以及為了「學科統合」而可能產生的排擠效應等原因，某些專業的歷史知識，恐怕在學校教育中都無法傳承與下一代的學子，這對於目前強調培養多元能力現代公民的一個民主社會而言，不啻是一個很大的危機。 是以，本研究主要從「臺灣地名的形成與發展」作為解決問題的核心議題之一，在國小、國中的鄉土教育或是學科教學的教材上著手，補強有關「家鄉地名」、「臺灣地名」的教材內容，並且強調提昇教師專業的歷史學與地理學之素養，期使教師們在運用教材資源時，有一更完整而正確的資料可以利用。尤其臺灣的地名，實蘊藏著豐富的歷史與地理意義，假如能清楚掌握地名發展和演變的規律性，必定能使施教者與受教者瞭解運用地名前，所應具備的歷史和地理的基礎知識，如此必能讓學生瞭解歷史學與地理學的一些基本性質。 為此，本研究特以「台灣地名的形成與發展在歷史教育上的意義－以桃園縣龜山鄉為中心」作為主要論述方向，來分析整理台灣地名的形成與演變，以便作為未來九年一貫課程中歷史教學的補充資料；並且企圖深論探討現代社會發展與台灣地名演變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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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歷史教育這幾年來面臨很大衝擊，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對過去歷史課程演變與歷史教科書的研究，對過去五十多年來臺灣地區歷史教育能有系統瞭解。本研究採取文獻分析、歸納、比較、內容分析、統計等方法，主要探討包含中國文化史的中國史部份之歷史教育演變與教材的編輯、內容演變，民國34至41年間因時局變化快速，相關文獻並不多，因此以民國41年以後的課程變化為研究重心，並兼述清末民初以來中學歷史教育的概況。 清末及民國38年間歷史課程的回顧，分別由教育宗旨、教育實施方針、歷史科目標、教法、學科程度、教材大綱及教科書制度做探討，其中可以民國10年為分水嶺，之前學制受日本影響，之後則模倣美國，目前部頒課程標準便是源於民國18年。清末歷史教科書主要是國定本與審定本並行，民初以審定本為主，直到抗戰爆發後才有部編歷史教科書的出現。 民國41年以後對歷史課程的探討，主要由課程標準總綱與歷史科課程標準兩部份做分析，共分為三期：臺灣光復至民國四○年代為第一期，民國51年與60年屬於文理分組時期，民國72年與84年則是以選修代替分組階段。期間較大的變化為民國51年中國文化史課程的出現，民國84年教材大綱改為專題形式、社會科選修擴大至高二等。歷史教科書則由民國42年初開始由國立編譯館統一編纂，直到民國88年才開放採用審定本教科書。 編輯教科書的基本原則是要依據教材大綱，這也是編譯館審查的重點，經比對後發現，統編本教科書編輯者多能尊重教材大綱，少數審定本則出現不符合教材大綱卻依然通過審查的現象。另外對歷史教科書編輯人員做分析，主要有歷史學者及部份高中教師，身分是很多元的。 經檢討後發現，歷史教育有：過去歷史科課程標準目標、教材大綱多次雷同；教科書開放後，教材大綱存廢、內容、形式問題缺乏共識；課程標準中的教學方法、選修制度難以落實等等問題。歷史教科書方面，在民國72年以前的各版統編本教科書內容極相似，且統編本教科書的確較難、份量多、枯燥，審定本教科書則較簡化、活潑、精美，但過去國、高中課程重複的問題雖不再，卻產生不易銜接的新問題。 因此希望能有課程發展、評鑑機構做全盤的規劃，學界也能重視與歷史教育相關的研究，以做為教科書編輯時參考，此外，審查制度應改良以發揮其應有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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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來各版的中學歷史教科書，雖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學者專家、歷史教師等提出看法與批評，但大多常只是針對單一的現行版本提出問題，或是探討歷史教科書運用的情形，至於歷史教科書該如何的編寫，則缺乏具體的意見。 本文透過從民國41年國（初）中歷史教科書實施統編本至民國91年歷史教科書改由審定本，歷經的八個版本國（初）中歷史教科書，藉由探討「鴉片戰爭」單一主題內容在八個版本的編寫情形，來明瞭編寫的長期趨勢、變化，及發現問題，藉以提出供以後編寫教科書參考改進的意見。 歷史教科書的編寫，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建立。一是教材外部的結構，包含課程標準、章節劃分、段落安排、提綱（提要）、注釋及作業（研究與討論）等安排；一是教材的實質內容部分，如歷史人物的選擇與撰述、附圖的選擇與編排或是教材中的時間、地名、詞彙的多寡都是建構整個教材的重要元素。有關鴉片戰爭的課程與教材，與這二者都有密切關係。 綜合有關「鴉片戰爭」教材的編寫，從教材的「外部結構」及教材的「實質內容」來分析，八個版本中前面七個版本大致都是42年版精神的延續，除了在內容上有所刪減或淺化外，實際上可說沒有太多的創新與改革。而88年版可以說是國中歷史教科書編寫的第一次真正改革，無論是教材的「外部結構」或是教材的「實質內容」都有極大改變和創新，雖然仍有一些不完美之處，但都只是技術上的問題，大體上，88年版的歷史教科書無論是教材大綱、編寫體例、內容撰述等都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不過，教科書的編寫事關重大，但不論是教材大綱的擬定或是教科書的撰寫，往往都交由一人負責執筆再作討論，這種方式似乎值得商榷。教材大綱的擬定或是教科書的撰寫最好先由編輯小組切實討論，不要只由一人獨力完成，畢竟編寫制定者不是對各方面的歷史都了解或是對編寫教科書的工作都十分專精，應該由群策群力的方式來完成，讓編寫教科書的工作，在每個細節都由專人來負責，減少全由一人負責的缺點。此外對編寫教科書各方面的問題，應作全面的研究，建立一個規範與準則，如此方能使教科書的工作更能盡善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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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洋社孕育於明治初年福岡士族對於薩長藩閥的不滿，以及征韓論掀起的士族叛亂風潮。西南戰爭失敗後轉而投入自由民權運動，於1879年成立向陽社，並於1881年改稱玄洋社。玄洋社成立初期，致力於國會開設請願運動，以及九州政治社團的結合等國內的政治議題。然而玄洋社本身的民權與國權路線之爭，伴隨著日本國內自由民權運動的退潮，以及壬午事變後中日兩國在朝鮮半島的競爭日益激化，國權論遂壓倒民權論，玄洋社的方針因而從自由民權運動轉向主張「對外硬」的大陸擴張路線。 玄洋社的大亞細亞主義是對於日本近代對外危機的回應，因此也自然受到東亞國際情勢的牽動。從壬午、甲申事變，以至於甲午戰爭，日本大陸政策最大的課題，即是與中國在朝鮮半島上的競爭。玄洋社做為狂熱的國粹主義，一方面反對明治政府的歐化政策，另一方面則強調亞洲連帶提攜。此時的中國，一方面其與朝鮮的宗藩關係是日本大陸政策的障礙，另一方面又是日本從西方勢力手中解放亞洲國家的伙伴，因此在甲午戰爭前，玄洋社及荒尾精等國家主義者一方面強調甲午戰爭的必要性，以阻止中國與日本角逐朝鮮半島，但另一方面則強調在此前提下指導中國，使其與日本提攜，共同對抗西方勢力。而對於朝鮮，則強調日韓同文同祖，幫助朝鮮脫離清韓宗藩關係的羈絆，與日本聯合。這種強調日本以東洋盟主的地位阻止中國干涉朝鮮，進而聯合朝鮮、指導中國的「東洋盟主論」可以說是甲午戰爭前玄洋社的大亞細亞主義思想的核心。 而甲午戰爭後，中國勢力退出朝鮮，加上本身面臨的瓜分危機，已不足以為日本在大陸政策上的競爭對手，相反的俄國卻取而代之，成為日本大陸政策上的勁敵。日俄兩國在滿州、朝鮮的競爭，以及中國的瓜分危機，使得「東洋盟主論」進一步擴充為強調亞洲事務由亞洲民族自決的「東洋門羅主義」。但此一維護東洋和平的使命卻是建立在日本做為東洋盟主的天職、天命上，因此日俄戰爭是為了阻止俄國併吞滿州、朝鮮，日韓合邦是為了剪除朝鮮半島—東洋巴爾幹半島—這一亂源，支援中國革命是為了達成「支那保全」，使中國與日本合作，維持東洋和平。無一不是為了善盡日本做為東洋盟主，排除歐美勢力，維護東洋和平的勢力。然而在「東洋盟主論」擴充為「東洋門羅主義」的過程中，日本由於歷經了甲午、日俄戰爭的勝利，連帶產生了對國力抱持高度自信的大國意識，其結果是強調日本做為東洋盟主的天職、天命，一方面是代表亞洲連帶理念的膨脹，另一方面卻也象徵了亞洲連帶意識的消亡，這也是玄洋社及大亞細亞主義經常被指責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尖兵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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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探討近代臺灣電力發展的諸多面向，將電力視為新能源的核心，圍繞這個核心的社會、政治、經濟等課題，研究地區並擴及當代其它國家電力發展的比較，並探討日治時期「近代化」的步驟與意涵。 第一部份透過日治時期各電力公司每半年出版一次的《營業報告書》觀察電力部門是否有規模經濟的特性，進一步闡明資本額與營業利益最佳化的比例關係，證明電力自然獨佔的特性是來自法律政策的強劃而非自然演進，藉以說明長期以來「電力國有化」的政策觀點，其實是一種缺乏實證基礎、刻意塑造的衍生與複製，進入市場最難的不是資金門檻，而是這種政策迷思構築的僵化藩籬。 第二部份透過臺灣與日本電力發展的比較，勾勒出兩地發展的特徵，更能看出臺灣電力部門發展的不完整性，忽略中產階層及女性在新能源普及過程中扮演的關鍵角色，是造成臺灣電力發展無法深化並始終停留在初級階段的主因。 第三部份透過營運數據比較，說明臺電的日月潭計劃失敗原因是基礎調查的不確實，反映自後藤新平以後科學調查與政策形成彼此關係的變化。其次，臺電享有最大資產總額，但營運數據卻敬陪末座，臺灣總督府電力政策長期無法落實，獨佔優點未能發揮，數千萬圓的投資反不如其它電力公司的營運數據，反映臺電是個人事結構老化、經營低效率的組織。 第四部份說明日月潭計劃的形成背景，對臺灣社會的衝擊是造成第一次股票投機熱潮，全臺灣總人口的0.3-0.5%都參與了認購臺電股票的經濟活動，也是臺灣社會互信基礎因股票投機而動搖。其次，1931年日月潭外債時間點與日本民政黨實施「金解禁」政策有聯動關係，財政貧乏的日本政府，其實利用日月潭外債數千萬圓資金移動的時間差，做為補充日本外匯存底的貨幣工具，並非單純回應臺灣工業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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