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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寓遺民：明清之際萊陽姜氏之研究（1608-1709）

本論文主要從明遺民的角度探討姜埰家族的生活，及其流寓江南的在地化過程，透過姜埰家族的個案研究，探討明清之際遺民家族的三個面向—忠節、流寓與隱逸，分析姜氏兩代五人（姜埰、姜垓、姜安節、姜實節、姜寓節）的交遊與生活，及其透過忠孝節義的形象，獲得在地官宦士人的認同，完成姜氏家族於江南的在地化過程。希望此一從家族史角度進行的考察，更能呈顯明遺民的多元面向，加深對於明遺民群體的瞭解，進而對明清之際士人文化的研究略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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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肆應

1895年，清廷依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此一變局對臺民，尤其是傳統文人的影響極為深遠。所謂傳統文人係指曾受漢學教育，在日治時期仍堅持以傳統漢詩文為主要創作者。他們深受儒家思想薰陶，並以科舉為晉身之階，但日治之後遭受異族統治，傳統上升流動的管道突然斷絕，加以殖民當局以漸進的方式推行日語，使漢文化的延續面臨危機，因而造成其文化認同（中國）與政治認同（日本）的分歧。另一方面，隨著日本的現代化建設，各種西洋的新科技及新思潮傳入臺灣，他們遭逢前所未有的衝擊。在新／舊、中國／日本／西方各種不同的文化及政治勢力並存的時空下，傳統文人如何回應和自處，實為一個值得探究的課題。 有鑑於此，本文使用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尚未出版的〈林癡仙日記〉和〈林紀堂日記〉，以及傳統文人的漢詩文作品為資料，以探究此課題。 本文除前言、結論外，分為六章。第一章敘述臺灣文人階層崛起的經過，以及傳統文人的定義。第二、三、四章分別討論傳統文人對日本殖民統治的看法、中國情懷和經驗，以及對西洋文明的體驗。第五章論析其內在觀念與生活習慣的改變，第六章則以「霧峰一新會」為例，探究傳統文人對社會教化的努力。 根據初步研究之結果，多數傳統文人接受被日本統治的現實，並致力追求現代化。因此，他們接受日本的紳章和表揚狀，擔任基層公職，協助日人治理地方。同時，支持新式教育、學習日語、積極學習科學新知、吸收自由民主等西洋思想。不過，傳統文人雖力求調適，但只接受有助於改善生活的新發明或能調劑身心的西式娛樂，對男女社交公開、自由戀愛等與傳統思想有所抵觸的活動和觀念仍頗為排斥。另一方面，他們雖肯定總督府在臺灣推行的現代化建設，但仍堅持自己是漢民族，重視漢文的延續，故與日本殖民者之間的關係，並非全然的依從或對立，而是依其自身的觀念或需求，有其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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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朝驛傳制度之研究

清初的驛傳制度部分是仿照明代制度因革損益而來，但清代統治者，尤其是乾隆皇帝都在想方設法克服明代驛傳系統的弊端，進行諸多的改造與創新以提高它的效率，以適應時空環境的變遷。在驛與遞的結合、在財政的供給與支出、差役的來源、驛站的基礎管理、路線規劃、考核等部分作了調整。明與清在驛傳制度上的差異與轉折，顯示清代統治者在統治管理上的均衡做法，在中國傳統制度中求取變化，在困境中尋求彈性。在清代驛傳制度中，兵部與理藩院管轄著不同地區與性質的驛傳運作，以及驛傳網絡中的軍臺系統，這些亦展現了清朝統治者在統治手段上的一種獨特的風格與意識。 由驛站、遞舖、臺站、軍臺、塘站、卡倫等訊息傳遞單位所構成的清代驛傳系統，講求時效性、機密性、安全性且因地制宜，對統治提供了通訊聯絡的便捷條件。在乾隆朝，包括通往西藏、蒙古、新疆與東北的驛傳路線，依循著康熙、雍正朝的臨時性路線而加以確立。路線的確立與驛傳設置的意義，在於清代對於征戰勝利的地區，不再是短暫的統治與交流，而是長期政治、軍事控制的穩定與確立，並且為邊區貿易提供了媒介與助益。 清初以來逐步裁減驛站錢糧額數，在帝國疆域日益擴大下，到了乾隆朝必須在之中取得一個平衡。自康熙朝以來，清廷逐年在驛站經費上進行縮編，及至乾隆朝達到最高峰，僅剩下清初原有額設數目的67%。十全武功的開創、帝國版圖的極大擴張與後代對盛世的傳頌，證明了乾隆皇帝為了用最少的費用維持最複雜、龐大的驛傳網絡，是做了許多改革與努力的。這些改變將清代驛傳管理的制度上帶領至一個新的階段，也觀察得出清代驛傳制度的確是迥異於明代而發展出自己的特色。 明末與乾隆朝皆在驛站錢糧減少的情況面臨著挑戰，但不論是在裁費的力度、裁費所花費的時間、費用的支出與社會氣氛，都有著不同的狀況。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在裁減費用的方法與過程。乾隆朝從管理的根本問題上著手，將制度上改革與裁減驛站經費同時辦理，的確減輕了驛站經費縮減三分之一所帶來的衝擊。 終清一代驛傳雖明確訂有時限、速限與考核的程序，卻未曾明確規範何種文報或事件緊急程度使用何種速限來進行傳遞。本研究鎖定奏摺遞送作為案例，因為此種文書除了以家人齎摺外，遇到緊要事件奏摺可以透過驛站傳遞，也因此出現了速限的問題。奏摺遞送方式採取的限制性政策，在一定的程度上限制了不重要的資訊的輸入，也因此影響了奏摺內容的準確性及其即時性。奏摺可否由驛遞送的標準在於事情的類型與緊急程度，但對事件緊急程度的判別標準是明確標準的灰色地帶，如何掌握其間的訣竅與平衡點，成為乾隆朝呈遞奏摺官員的考驗。本研究發現，「彈性」是乾隆朝驛傳制度最有意思的特質且值得更深入探討，而它的彈性即包括了「缺乏使用速限的準則」。 乾隆皇帝在維持奏摺遞送的方式與控制驛傳傳遞速限的過程裡，將皇帝的權威明白地展示，透過驛傳制度去展現統治權力轉化和個人意志，傳達乾隆皇帝對於帝國內各事的關注與疑慮。本研究經由分析乾隆朝上諭檔、宮中檔乾隆朝奏摺使用驛傳的速度，發現雨雪糧價、地方大員的健康與任免、各地軍事文報、荒災洪澇、邪教叛亂等都是乾隆皇帝最關注的事務，而他的關心明顯地表現在他要求呈摺官員用驛的狀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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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發展（1919～1952）

本文以燕京大學的史學研究活動為起點，採取結合燕大內部學術刊物登載文稿所釋放的學術訊息，以及外在政治、學術環境之變遷所造成的影響兩種研究面向，把學術研究的外部環境納入考察視野，重視外在文化機制（包括學術建制）對學術展的影響，且亦注意到學術觀點傳播的方式，揭示出學術文化演進的現象和原因所在；又希冀同時兼顧學術團體在整體學術發展脈絡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學術團體中個別學者學術觀念的發展與流變，將燕大史學研究活動重新擺放進時代脈絡中，擺脫單就學術作品進行考察的偏頗論斷。 全文章節架構安排如下：除首尾兩章為緒論與結論外，第二章〈史學課程的設置與發展〉，以時間為主軸貫串前後，輔以教育制度的演變進行析論。本章試圖利用現存的史學課程資料，在燕大校史的架構底下，演繹歷史系的課程發展方針。並旁及外在學術、政治環境所施放出來的制約力，藉此觀察燕大史學課程的實質規劃與教學活動。 第三、四章則主要是以報刊雜誌為重心進行考察，略分為國學研究刊物和史學研究刊物兩種展開討論。本文之所以將刊物登載的文獻內容拆分為兩章進行論述，主要是考量到合併在同一章節中，篇幅恐略嫌龐大。即便如此，本文並非以為燕大的國學刊物與史學刊物是互不相干的兩條軸線，而是採取傾向於觀察在學術場域中，這兩種性質既重疊又有其獨立面向的刊物，各自如何在民國的學術發展脈絡中開拓自身的「公共空間」。筆者以為這樣的研究向度是較為合乎民國時期的歷史現實的，尤其在燕京大學的這個學術場域中，國學刊物和史學刊物的發行並行不悖，這一方面代表學術轉型的過渡期間，「舊國學」與「新史學」兩種典範的並存、分化與交替；另一方面則是代表史學的學科意識愈趨明顯且獨立，也因此而與國學正式分道揚鑣。 第五章則是以釐清重估燕京大學在現代中國史學發展脈絡的地位為起點，進而探究燕京大學在民國南北學術界所扮演的第三股勢力之堡壘是從何而來的成就？末則針對歷史書寫形式與文體進行分析，列舉考據文類、經世思想和敘述史學如何融攝、形構時代變局、外患頻仍的中國學術界一幅三稜鏡式的史學知識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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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屯社會發展與地方菁英(1751-1945)

乾隆、嘉慶年間社番菁英的土地利權大量流失到漢人菁英手上，宣示著草屯菁英主導權也轉換到漢人手中，當漢人正式成為歷史舞台的主角後，包含前提的環境和人文因素塑造移墾社會的發展，洪家和李家大量佔據了烏溪沖積扇大部分的土地，林家、簡家、白家便只能尋找沖積扇的邊緣地帶並往無人之地發展，先天的環境不僅造就各家族不同的發展基礎，甚至引發家族間的衝突。 　　就大環境而言，若要成為菁英，蒐購土地並努力經營當地是最基本的策略。在地方上有基礎後，便謀求帝國行政中的職位名目，以文治化菁英本身的條件，而科舉便是重要的途徑。就此，可歸納當地成為菁英的模式主要有三：蒐購土地、進入科舉、因軍功受賞。以上是就縱剖面來看，若就橫剖面而言，「各份其地」乃當地菁英的相處模式，若因土地和水源發生爭執則由最具勢力者出面協調，但雙方若勢力均衡便各劃界線釐清利權。 　　日治時期，面臨政權轉移之際，當地甚少菁英展開抗日活動，之後政府透過紳章制度的實行籠絡舊勢力，使其進入帝國表彰體系內。隨著現代化到來，菁英模式也產生轉變，除了舊有蒐購土地的方式外，投資到糖業、製腦業等商業活動亦是擴張本身勢力的手段之一，再者，教育制度的實施，使得學校成為培養菁英的搖籃，當地菁英內涵產生質變，菁英職業呈現多元化的態勢。這不僅使得菁英成員產生變化，而且新興菁英亦能參加當地公共活動。並將觸角伸入地方團體中，菁英構成的網絡不像清代限於平面，甚縱深至各個層面，例如洪元煌透過文化協會和霧峰林家建立起良好的社交網絡，其中因共同參與社會運動所萌生的共同改革意識，逐漸泯除自清代以來的分界意識。 縱使新興菁英能參與地方活動，但是主導權仍在延續舊勢力的菁英手中，不管在地方官職、金融組織或水利組合中都可看見這樣的事實，唯一例外是黃春帆，因為他所擁有的財富足以和當地菁英平衡，加上和霧峰林家又保持良好關系，得以擠身於當地權力核心。而從權力核心的職位遞嬗中又得出什麼訊息呢？菁英持續擔任相同的職位，就算離開職位亦會拉拔同系族人進入，從職位的授與來看，乃政府籠絡菁英的手段之一，他們所能做的也都在政府的監控之內，再者就成員來看，其在職位名單中重複性極高，而且同族性也不低，這表現出菁英延續家族政治生命和金融影響力的企圖心。 　　此時，菁英聚眾的場所轉換至討論的議會，無論庄議會、地方金融議會都變相地成為菁英交流和競逐權力的場域。而場域之上另有日本官員的監視，透過這樣的方式確實掌握地方情況。再者，清代菁英以家族為分界權力的標準，到了日治時期卻因共同利益而結合成地方派系，甚至父子處於對立的團體中，例如草屯新舊組合，後來為了地方整體的發展邁向合併一途。 　　地方的現代化建設亦由有勢者主導，包括水利建設和交通設施，水利建設最有名莫過北投新圳和龍泉圳，這兩條水圳連結不同地域和家族的勢力，不僅塑造出以水利為中心的地域社會，事後也為地方帶來利益，並且強化了李春盛和黃春帆的威望。反觀茄荖媽助圳，因地形限制加上未能跟上現代化的腳步，所以發展極為有限，這導致洪家在土地經營上逐漸沒落，但職業多元化的社會背景，給予洪家另途發展的機會。再就交通建設來說，不僅連結不同區域，也促進本地的物產交流，提升當地的運輸效率。綜觀以上，無論是申請政府土地、召開會議或現代化建設，均改變清代原有以土地買賣為中心的網絡，逐漸擴大並強化各家族勢力的交流，乃至打破原有的地區侷限性，形成更大的跨區域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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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演達與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

本論之主題，分述如下：第一章〈革命的存亡問題〉：本章主要目的，為鋪陳鄧演達的生平與意識型態，和他身處的時代背景。並由鄧演達的軍人身份，以及對革命存亡問題的焦慮，觸及20世紀初期中國的文武關係。尤其在1920年代，國民黨為尋求革命之再起，幾經波折後，採取列寧式黨國體制的路線，連帶地，扭轉了中國革命者運用暴力機制的策略。這幾點，正是黃埔建軍及創設軍隊政工制度的關鍵。 　　第二章〈提機關槍的傳教者〉：本章由鄧演達等人，自謂為武裝宣傳者開始談起，說明中國第一批軍隊政工人員，如何在軍事行動中嶄露頭角。第一節討論中國首支黨化軍隊（先後為黃埔軍校教導團、黃埔校軍、黨軍、國民革命軍）的創設，以及東征戰役的政治工作。第二節討論北伐前夕國民黨的軍制改革，以及鄧演達接掌北伐軍總政治部的經緯。第三節討論北伐軍自廣州出師，迄底定武漢之間的經過，說明鄧演達麾下的總政治部，何以漸成武漢重心。 　　第三章〈在革命高潮下的武漢〉：自1926年北伐軍底定武漢三鎮，至1927年7月之間，號為國民革命軍政治工作的「黃金時代」。第一節討論在國民政府「戰時體制」下，總政治部藉籠罩宣傳、動員民眾、民眾運動之權，成了座落武漢的「太上政府」。第二節由武漢常見的群眾運動、政治宣傳切入，討論軍隊政工的成績及其侷限。第三節則以國民黨內「黨權」與「軍權」紛爭為背景，討論武漢總政治部與南昌總司令部之間的政治競逐，如何與武漢的政治文化格局相匯合。 　　第四章〈淪為「姨太太」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淪為「姨太太」，意指成為軍隊的附屬品，是北伐後期常見的話。本章要旨，即在說明消沈的原因。第一節由「寧漢分裂」切入，討論總政治部在政潮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受的打擊。第二節以武漢政權出兵河南為例，說明軍隊政工所遇的困境。第三節由武漢國民政府的崩潰，說明總政治部瓦解的經過，以及整個國民革命軍政治工作式微的原因。 　　國民革命軍在北伐前夕原有八個軍，出師未及一年，已膨脹為三十餘軍的龐大隊伍。受篇幅所限，以及研究架構、行文之方便，除了上層決策過程外，本論並未對各部隊政治工作實況作個別考察，權以鄧演達為中心，圍繞在與武漢政權關係密切的唐生智、張發奎部隊上。至於各軍在各處所遇的複雜情況，相信未來猶值繼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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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天人感應政治思想之研究

本文是以董仲舒的天人感應思想為討論焦點，關注此一思想在北宋時的發展、變化情形，與當時代的思想氛微。因為董仲舒建立此一思想體系，不論在動機或使用上，皆具有濃厚的政治性，故本文的研究主要從政治的角度著手，並不包括所有天人關係的哲理性討論。 　　董仲舒建立的天人感應思想，最基本的概念，即認為自然災異的發生，起因君主施政不當，上天依此示警。在此思想影響下，漢人經常將某一人事與某一災異作連結。而這套思想內涵在董仲舒之後，經許多漢儒的詮釋，並與讖緯相結合，使內涵更加擴充。這套思想至魏晉時仍繼續流行，但只限於政治領域，學術領域則以玄學為主。至唐代，開始出現大規模批評天人感應思想的言論，但當時少有直指天人感應思想的理論核心進行攻擊。 　　北宋建國初期，基於國家政權合法性的需求，天命思想被大量運用。因此可見大臣以「天災為時數」的言論回應君主；亦可見天書事件中充斥祥瑞和天命思想。但相對地，也有不斷持批評天書事件的朝臣。在學術上，也有儒者對作為天人感應思想依據的《尚書．洪範》進行反五行災異的理論改造工作。 北宋中晚期的天人感應思想在質與量上都有重大突破。當中雖有持傳統天人感應思想者，但他們更側重兩點：一為自省修德；一為行事應發自內心與至誠。另持天人不相關者也大量出現。此外，亦有言論矛盾者，這可能是基於政治的考量。且對北宋這些大臣而言，不論接受天人是否直接相關，上天譴告的意義都比不上對人世事務的處理。而且，天人不相關的政治思想已成為當時的論述方式，這在唐以前的政治論述中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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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時代土木工程特徵之研究-古代國家的經營及其對社會間接資本的運用為中心

筆者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要探討古代國家權力與社會間接成本（特別是土木工程）之間的關係。建設各項水利工程、道路、長城以及都城都是當時最具代表性的土木工程，為了確保政權，統治者投資社會間接成本是不可或缺的。 　　本論文的寫作利用宏觀與整體觀的歷史解釋，因為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透過古代國家經營與統治上施行過社會間接資本性質的土木工程，試圖解釋古代土木工程的特徵與國家統治之間的相關性。 　　本研究中提出的社會間接資本這一概念，雖然當今歷史研究中很小出現該用詞，但在現代國家的國家運用方面常被使用的重要概念。所以吾人試圖在古代國家的統治與經營中，運用社會間接資本投資的觀念與施行來進行研究。 　　中國在古代東亞世界中是最為先進的國家，這是廣為世人所公認的事實。此時期的中國古代社會，也存在本文所提出的有關社會間接資本的政策與工程，這應該比其他古代國家更為先進且更具規模。而且其特色，是與現代社會間接資本的概念相同；其事業活動提供的公共設施，促進完成各種經濟活動或奠定該活動完成的基礎，其經濟活動的主題應該是公共機關或國家統制之下的民間機關的特色，而古代國家所實施的各項土木工程，唯有憑籍國家的力量方能進行。社會間接資本的公共設施，其性質似為不假外求，在提供公共設施時需要花費成本以進行投資，且不單是投資資本以進行生產所帶來的大量獲利，而且更具整體性的特色，其影響層面可謂廣泛。在鄭國渠的開鑿上，我們很容易發現社會間接資本的特徵。以上所說的特徵，成為秦統一分裂時代的必要且充分條件之一。 　　社會間接資本是在現代國家的經營裡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在古代社會裡，雖然沒有出現如此的「用語」，但是一定會存在此概念之「歷史事實」。所以有必要結合社會間接資本的概念探討古代國家中所設施過的各項土木工程，故本研究決定以其社會間接資本特徵的土木工程與古代國家經營作為研究對象。 　　中國古代史中也存在許多相關土木工程方面的課題，而跟研究羅馬史相同，僅看重一部分的土木工程與其他研究理論例如經濟、政治方面的相關研究，或者研究技術史方面。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古代某一項土木工程的相關記載與遺跡相當有限，無法完整地探討綜合性的研究課題。現在中國土木工程史方面的微觀的研究成果已經相當可觀，因此，筆者擬在這研究基礎上利用大歷史的角度，進一步研究而給予新的解釋。 　　中國的各項土木工程，例如水利工程、道路、長城與城市建設等，自農耕時代開始，即以多樣化的型態實施。在結束分裂時期，最先完成統一的秦國所實行的大規模事業，它與有志於統一各國的的戰國群雄之間所實行的土木事業不同，秦國具有可以構成統一國家基礎的特性，鄭國渠的完成就是其代表的實例之一。 　　做為初期統一帝國的秦漢時代所形成的代表性土木工程，本文裡所指的是社會間接資本的投資，分別有北方的萬里長城、首都長安城的建造，和連接各地交通，同時亦為一項統治手段的道路建設，以及在該時期的水利工程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黃河及其支流中所實施的治水和灌?事業。 　　中國長城的修建，是一個很大的課題。它的修築與各朝代的內部、外部環境之間，存在某種力學關係。社會間接資本的投資也依照當時的要求來進行，因此，對於秦漢時代長城的研究，也需要多方面的角度，以社會間接資本的投資進行探討與解釋。 　　其次，道路的建設也代表土木工程的重要例證之一。世界上沒有一個古代的國家，比起中國在土木工程的規模與技術方面，有更多的成就，在涉及道路建設與水利工程方面尤為突出。中國人沒有忽視道路建設，當時的道路系統是人們進行交往聯繫的唯一途徑。 　　中國水利事業的發展，與中國的自然地理、地區經濟以及社會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水利是社會生產力的一項組成分子，也是促進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這些水利工程分別有：?了防禦由於河川氾濫而建築的堤防、為了運送物資並從事周邊農地的灌?而開鑿的人工溝渠，為了一旦在邊境地區發生戰爭時有效支援軍糧運送的渠道，亦??了保護當地居民的水利工程和連接各地交通的運河等多樣化型態，直到今天?止，他們仍扮演著維繫國家基礎事業，亦即社會間接資本的角色。 　　城在中國歷史上是一種文化的象徵，最初的作用，主要是為了保護生活與生產的安全。從原始城市的成型一直到封建國家成立為止，有些城市就逐漸具有了一國政治、軍事和經濟中心的性質和作用。具有這種性質的城，與一般概念的城就有所區別，這就是都城。對國家而言，都城的功能就好比人的頭部一般，所以都城在全國的地理位置和形勢，以及其建制規模，都關係?一代王朝的盛衰。換言之，在悠久的中國歷史時期中，曾經歷過許多王朝或政權的起伏。每一個王朝或政權都各有其都城，有的還不止一處。這些都城的存廢都可以反映出個別王朝或政權的若干面貌，諸如政治的榮窳、經濟的榮枯、社會的變化，以及國運的盛衰等等。 　　秦漢帝國竭力維護其土木工程，藉以維持其既有的地位，並發揮政權鞏固的作用。尤其是在國家的統治上，如何藉由社會間接資本的投資以有效控制全國，即成為一項重要的課題。因此，修築都城及興建由都城向外呈輻射狀擴展的交通網，就是大一統國家的一項重大建設。此外，還有以灌溉、漕運、防災為目的的水利工程等社會間接資本投資，大一統帝國的統治機能唯有透過各種建設工程才能更為完整。 　　除了秦漢帝國的內部因素外，秦漢帝國的外在因素也促成社會間接資本的投資。綜觀當時的局勢，秦漢帝國先後與匈奴交戰，進而可能引發國內的動亂，尤其是在帝國鞏固前即發生對外戰爭，這不啻對統治者構成極大的挑戰，故必須徹底解決該項問題。修築長城與開發西北邊區就是在這些複雜的因素中必須迫切進行的。秦漢帝國所直接面臨的當務之急，就是防止來自匈奴的威脅，社會間接資本的投資因而必須優先挹注於該項需求上，因此，國家傾其全力投注於長城的修築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此外，秦漢帝國也進行諸如道路的建設、邊區的開發移民，以及以灌溉為目的的水利工程等社會間接資本投資，藉以防禦匈奴的威脅。 　　總之，秦漢時期進行的土木工程有助於帝國疆域的鞏固與擴張，並為國家的維繫奠定基礎，它們是當時最迫切需要的一項社會間接資本投資。社會間接資本投資的一項重要特徵就是後代得以在建設未遭到破壞的情況下，延續著前代的投資持續建設，這有助於促進國家的經營，秦漢帝國所進行的各項土木工程，亦即水陸交通網的建設、各項水利工程的實施以及長城與城市建設等為例。 　　中國古代史中雖然存在諸多關於土木工程方面的課題，但它們多偏重在技術史的領域，或著重於部分土木工程，以及諸如經濟、政治方面等其他研究理論的研究，微觀研究因而已相當可觀。因此，筆者試圖在這些研究基礎上運用大歷史的角度，針對由秦建立大一統帝國一直到東漢滅亡?止的這段期間予以進一步研究、賦予新的解釋，並探討土木工程所具備的性質，筆者發現其中即涵蓋了維繫大帝國所須的社會間接成本投資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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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同盟」的悲劇 ：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之中蘇關係（1941～1952）

本論文研究主題是1941-1949年的中蘇關係，由1941年到1946年所發生的重大事件來，檢討國際關係的原則。亦即國家的目的是將國家利益的增大，這一目的是戰爭中或戰爭結束後仍然存在。抗戰爆發以來中蘇兩國維持合作關係，雖然自從1941年開始發生的一些國內外局勢的變化，其關係逐漸惡化，但亦基於國內和國際因素，彼此維持同盟國一員的地位，終於締結友好同盟條約。然而友好同盟是悲劇的開端，蘇聯為了達成自國的利益要擴張勢力範圍，因而侵害中國的利益，甚至在中國引發另一戰爭，國民政府最後失去中國大陸。在這過程上，除了蘇聯追求自國利益的原因外，美國為自己的目的而對國民政府施壓，使國民政府接受蘇聯的要求或與中共和解，蘇聯和美國的原因是基於國家利益的原則。此外，國民政府過度在意共產勢力的擴大，因而對蘇聯做出很多讓步，這算是意識形態的作用。因此中蘇兩國的同盟關係，因著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的雙重因素最後導致悲劇。 　　1952年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控訴案，獲得通過。此案實際是總結了抗日戰爭中期之後中蘇關係發展的結果。本文延伸至1952年1月的確為中蘇「友好」作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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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萬四千個證人：韓戰時期「反共義士」之研究

本論文的第一個部分是背景章，交代韓戰發生的時代背景，也討論了當時中國與台灣對韓戰的態度和想法。聯合國中的中國代表權問題，是國共雙方都非常關心的議題，兩方都想藉由韓戰這個事件，來爭取對自己有利的外交空間。台灣雖然因韓戰的發生而得到了喘息的時間，美國也派遣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台每關係似乎有好轉的趨勢。但在中共參戰之後，對台灣所施加的壓力，美國對台灣主權的的漠視，都讓台灣感到焦慮。後來在戰俘這個議題上找到著力點，在外交宣傳上不斷地對中共進行反擊。 第二章是討論因戰俘所引發的各種問題及戰俘營中的情形，首先是戰俘問題所造成的負面效應，造成韓戰和談的延宕。一開始是雙方對彼此的戰俘名單感到疑慮，並對交換戰俘的方式有歧見，後來聯軍這方提出了志願遣俘原則，因雙方不願遣返的戰俘數目相差過大，共方不願妥協，戰爭又再拖了兩年。在史達林過世之後，和談終於又有了進展，共方後來答應志願遣俘原則，雖然在和談過程當中遇到不少阻礙，如戰俘的暴動反抗、李承晚的釋俘，但最終都獲得了解決，韓戰終於劃下了句點。接下來的部分討論的是戰俘營中的生活情況（、鬥爭的問題及最後因志願遣俘原則的推行所需要進行的解釋程序。從種種的跡象看來，戰俘拒絕遣返的原因並不像台灣政府所說的那樣單純。戰俘營中的特殊組織之間的互鬥，從生活上的控制到最後的肉體折磨與生命威脅，造成了戰俘心理上的壓力。 還有甄別及解釋的進行，都沒有達到應有的餞別度，讓許多想要回家的戰俘被歸類成「反共戰俘」。尤其是進入中立區後，因為部分戰俘的控制和抵抗，讓解釋無法順利進行。而共方需要解釋的戰俘數目龐大，最終造成解釋不完的窘境。聯軍方面的戰俘，大多選擇遣返，所以需要解釋的人數不多。比較引人注目的是有二十幾位不願遣返的歐美戰俘，但他們不願遣返的原因多半是因為母國內的種族問題或者社會問題，並不是對共產主義的認同，而且有大部分人後來都陸續離開了中國大陸。 第三章的部分則是處理台灣政府運用韓戰戰俘來進行宣傳的議題，包括媒體對於戰俘議題的操控、義士形象的塑造及透過反共義士的宣傳所進行的反共教育等。「反共義士」本身的形象塑造，由媒體來主導。透過報導的內容，可以看出政府和媒體塑造反共英雄的過程，逐漸地強化民眾對反共義士的認同與尊崇。而對外宣傳的部分則是利用「反共義士」的選擇來標榜「自由中國」的可貴，強調台灣政權的合法性及正統性及中共政權的不得人心，另外就是透過反共義士來拉攏海外僑胞對台灣的支持與認同。第四章的第一節則是將口訪記錄作比較完整的整理，直接把與韓戰相關的口述資料整理出來。這一節主要以口訪記錄和回憶錄為主要資料，討論在這些退役老兵心中的韓戰、戰俘、遣返或來歸後的問題等，他們的記憶和政府檔案或媒體報導多少都有點出入。從當事人本身的視角再去觀察他們自己，是個非常有趣的過程。在講述的過程中，他們對於「反共義士」的態度和立場會有所轉變。口述史料就像是官方檔案以及新聞報導一樣，都會有盲點和遺漏。因此，將這些資料相互比照，更能豐富這段歷史的不同面相。最後一節的部分則是把時間拉長，來看反共義士這種時代產物的興衰。因為韓戰戰俘的到來，讓台灣塑造了第一代的「反共義士」，後來陸續來台的中共飛行員、劫機者等人陸陸續續地也成為「反共義士」。可是隨著兩岸政局開展，互動逐漸頻繁，這些過去的反共義士，在新的時代來臨後，產生了不少因政治問題而衍生的麻煩和困擾。 本論文選擇從「戰俘」這種「弱勢族群」的角度來看那個時代的問題。研究之後發現，雖然參戰各國的政府（還有一個沒參戰的台灣），似乎常把戰俘的需求掛在嘴邊，但實際上，戰俘被當成戰爭、外交和宣傳上面的工具，他們本身根本沒有主導性。從中共到聯軍到中立國，一直到台灣，他們真正的選擇和聲音，其實都在政治考量下被忽略了。美國堅持的甄別和志願遣俘，最大的目的是在宣傳上打擊共產黨。台灣在志願遣俘上的推波助瀾，及最後爭取戰俘前往台灣的目的，則是為了穩定國內民心，並向世界宣傳自由中國與赤色中國之間的差別。而戰俘營中的對立，則被簡化成親共和反共兩種類型，其他的因素完全被忽略，反而加深了戰俘之間仇恨和衝突。許多想要回家的人因為聯軍的分類模糊，造成他們屈服於群體的壓力，後來的血書刺青等政治宣示活動，要求戰俘表達立場，很多人只好隨波逐流，最後來到了台灣。過去因為美蘇兩大陣營的對立、國共兩方的相互仇視，才會出現「反共義士」這種時代產物。因此，過去這些曾因反共的意識型態而成為媒體寵兒國家英雄的義士，在新的時代來臨後，便漸漸被人遺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