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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臺灣的公共休閒與休閒近代化

本研究以日治時期執政者提供的官設休閒設施，包括公園、動物園、植物園、運動場、水泳場、兒童遊園地、海水浴場、森林公園等「公共休閒」設施與活動為對象，梳理公共休閒的設施與活動發展、背後執政者的休閒管理，和使用者的接觸與利用。並同時以公共休閒為中介，探討「休閒近代化」的論題。 於「公共休閒」討論上，利用地方和中央官廳相關出版品，盤點日治時期各地公共休閒設施的整體發展與設施概況，說明市內諸休閒設施之間存在一個「先集中在公園，再衍生出公園」的內在關係，以及休閒空間的實體相貌隨著時間環境不斷變化，不僅和今日不盡相似，設施的機能在不同時期存在階段性轉變，例如日治前期設施的教養機能（藉由休閒設施涵養培育某種生活方式、習慣和素養）、教化機能（政治、倫理上的價值觀灌輸）高於「提供休閒」之機能，反映出執政者「提供休閒」有其虛與實的兩面。及至1920年代休閒化發展下，各類型公共休閒設施走向樂園化，乃至於專業化、大型化，其休閒機能才被明顯凸出，迄1930年代，設施的休閒機能臻於戰前最為成熟的階段，使用者人數達最高峰。 日治時期未見明確的「休閒政策」，分析設施組成和官方陳述之設置緣由，反映執政者將公共休閒視為社會教育的一種方式，官製休閒娛樂和公共設施成為執政者推行其教養和教化工作之工具。若將同時期公共休閒以外的多種休閒娛樂管理一併納入觀察，將浮現執政者存在「防害」與「養成」的原則，一方面必須防範民眾因為閒暇遊樂造成國家社會之危害，同時重視民眾應養成合宜之休閒，進入戰時此一趨勢更加顯著。又公共休閒在殖民地異民族、異文化統治下亦具意義，其扮演了先容納多元文化，而後整合族群的社會文化整合角色。 執政者的休閒管理並不是一直線的放寬或緊縮，甚至有其面對島內外情勢而權宜變化的一面，進入戰時尤係如此。大致而言，1937年日中開戰後休閒管制明顯緊縮，1941年起有限度地放寬，1943年再進入緊縮，1945年終戰當年再度放寬。而即使是管制強化的時期，亦存在管制上的“誇示性”。此時公共休閒性質偏向體力向上之身體動員，以及戰時生活之精神振興，政治教化目的再次凌駕休閒機能。隨著公共場域管制加深，臺人娛樂有漸漸遠離公共場合、使休閒活動「地下化」之跡象，及至戰後初期重新回到公共休閒場所。 公共休閒設施的「使用者」，隨著族群、階級、性別、年齡、城鄉、教育背景等差異，在利用程度與實態上均有所不同。回溯使用者如何產生的過程，可說使用者及其需求很大一部份是在近代學校教育中被引導出來。而未受教育的一般民眾，主要透過統治階層所舉辦、開放民眾參與的社會性活動，以集體的方式接觸公共休閒。在臺人社會文化中，某些傳統事物或文化慣習有助臺人接受外來事物及統治階層舉辦的活動，但也有一些與公共休閒殊異之傳統性格，左右了民眾從事公共休閒之實際樣態，又在臺日人與臺人知識階層，亦各自扮演了引導臺民和休閒模範的角色。 於「休閒近代化」討論上，包括「休閒型態近代化」與「價值觀念近代化」兩者。關於價值觀念近代化，相較於傳統農業社會「勤有功，嬉無益」之禁欲觀念，提問為何在近代以來從事休閒活動可自然地被合理化，認為合理的休閒是一項有益活動，而不是奢侈或浪費時間？實際上，執政者在物質層次提供休閒設施，和價值層次賦予其意義——包括保健強身、知識教養、文明象徵與經濟機能，而使用者於遊樂目的外，亦以上述之實益面向合理化日常性休閒，可視為近代休閒心態轉向因素之一。另一個同等重要的變化是，傳統農業社會的休閒活動本依附於歲時節日和宗教慶典，近代以來休閒活動逐漸以無涉習俗宗教的方式，成為重要之社會主產物，與此同時，時人身上的休閒活動也出現「脫去宗教」之現象。 關於休閒型態近代化，由於公共休閒設施幾乎是由西方傳入的新休閒方式，並搭配新生活方式而展開，所反映的即是休閒型態的近代轉化。由此而來的，公共休閒設施中的基本活動：散步、觀看、身體參與，於進入近代前後也呈現出某些細微變化。惟本文也不斷強調，無論是休閒型態近代化或價值觀念近代化，時人在日治時期的種種變化並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存在新舊折衷、舊新並存之現象。 最後，本文之所以選擇較大範圍進行研究，核心關懷在於日治時期「整體」之休閒娛樂發展，故盡可能地透過公共休閒（含括多種設施）所反映的「部分整體」，不斷趨近、勾勒理想上的整體近代休閒相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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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基督教女青年會之研究（1949-1979）

創始於十九世紀中葉的基督教女青年會，戰後引進臺灣，1949年臺北基督教女青年會成立，係臺灣國際性婦女團體的先驅。臺北基督教女青年會的組織結構、人員編制、經營策略、舉辦活動、國際參與等皆具特殊性，有別於其他本土婦女團體，是一兼具國際性、服務性的非政府婦女組織。本文探討該會組織沿革、營運方式和經費管理、歷年重點活動等，闡明該會在地發展且連結國際的經緯，並評價其在戰後婦女團體中的角色和影響。 該會創會後至1979年才以「臺灣女青年會」之名成為世界女青年會的會員。三十年間分別由董事會決策、各委員會策劃與執行、總幹事和幹事執掌會務行政、外籍顧問輔導會務發展，分層各司其職，同工並行，建立嚴謹的運作模式。臺北女青年會雖以基督教為名，卻跨越宗教、國籍、性別之區分，兼容並蓄地廣納各階層的婦女大眾。該會義工、幹事及會友結成集體的婦女力量，發揮女性的能動性和社會角色。 臺北女青年會身為國際非政府婦女團體，與同屬女青年會組織、具基督教博愛精神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在臺國際婦女團體等，相互協助和共享資源，順利推動會務和社會服務工作。該會經營特點是善用團體組織的關係網絡，從原先大幅接受外來援助，蛻變為具自主性並擁有資源，甚至可援助他國的團體。 臺北女青年會的活動多元化。首先，在婦女服務方面，針對不同群體的婦女開設知識性活動、技能訓練及休閒娛樂活動，增強婦女的知能、擴大生活圈，促進女性的自我認知和成長，有助提升婦女社會地位，該會扮演推展婦女社會教育的角色和功能。其次，在推動社會工作方面，依據臺灣社會和民眾需求，早期推動社會福利活動，長期開展社會服務工作，展現與時俱進的組織活力。貼近民眾和融入社區，組織婦女和青年的義工團隊，深入各地並帶動社區發展，促使組織的在地化。第三，在文化交流方面，對內舉辦文化活動，對外透過參與國際會議，將活動場域由臺灣延伸至國際，改善戰後臺灣因國際政治因素受阻的國際地位，與國際女青年會組織接軌。 臺北女青年的成立象徵與國際接軌，其發展歷程中面臨內部人員和資金不足，外部國際局勢的阻礙，階段性地邁向國際，呈現戰後臺灣與國際連結的複雜面向。臺北女青年會屬於世界女青運動之一環，藉由婦女培力和社會服務，以婦女集體力量在社會工作中實踐，達成女性領導變革的願景。 關鍵詞：臺北基督教女青年會、中華民國基督教女青年會、世界基督教女青年會、國際非政府組織、婦女團體、中西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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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海洋漁業調查試驗事業之研究（1895-1945）

本文探討臺灣總督府海洋漁業調查試驗事業之經緯及其歷史意義。主要聚焦殖民統治體制下臺灣海洋漁業科學研究活動之典範和科學知識之建構。臺日水產政策、制度、行政組織等外部因素應加以釐清。研究指出臺灣沒有經歷明治舊漁業法，且有不同於日韓的臺灣漁業規則，顯示臺灣總督府推動漁業近代化之意志。臺灣水產行政組織之沿革則可見臺灣在試驗機構分立時期、統一水產試驗機構時期與日本國內之發展頗為相似。 研究典範和活動則側重探討臺日調查試驗內容及方法之比較和互動。1895-1899年是臺灣水產預測調查時期，係以地理學的水產調查方法進行，依序從事水產預測調查、水產博覽會、鹽田調查與水產事項調查。日治初期臺灣水產調查與日本具備相同特徵。1899年以後臺灣進入水產實地試驗時期，從水產實地試驗之開展，再到水產補助之轉折，呈現出臺灣日漸累積的海洋漁業知識。 1909年日本受北歐國際合作研究水產海洋學之影響，展開日本漁業基本調查，臺灣因鰹漁業聯絡試驗而加入，促使臺灣水產近代化。從農商務省水產局視察臺灣，到臺灣總督府凌海丸進行沿岸漁業調查，再到鰹漁業試驗之發展，可見近海漁業快速擴張之趨勢，最後透過1917年南洋漁業調查開啟遠洋漁業之端緒。臺灣深受日本聯絡試驗實施之影響，依序在1911年海洋漁業聯絡試驗、1918年海洋調查橫斷觀測聯絡試驗、1929年水產聯絡試驗與日本共同進行聯絡調查與試驗，深具帝國的同質性。1924年，臺灣自行實施海洋調查及漁業聯絡試驗，自成「中央—地方」體系是其特殊性，更於1929 年後在南方漁場負責鮪漁場調查、底曳網漁場調查成為特色。 臺灣漁業科學活動在1909年以後進入水產海洋學典範，漁海況論係以蒐集漁海況資料進行漁業預測，是當時最突出的科學活動。1929年後，水產資源論的研究方法日漸成熟，竟有學者認為漁海況論「缺乏科學的調查」，凸顯出漁業科學知識的「實相」。綜上所述，可知日治時期臺灣漁業科學發展有其內在邏輯，從地理學到水產海洋學，從漁海況論到南方水產資源論，形成獨特的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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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權、法律與社會控制──以清代秘密社會為中心

本研究以秘密社會（秘密宗教、秘密會黨）為例，觀察清朝政府透過敕令、上諭、奏摺御批等代表皇權的展現，以及律、例等法律條文之間的交錯運用，呈現出清代政策與社會控制手段的變化。清初官方政策與法律條文乃至於案件審判上，再再呈現出對秘密社會零容忍的態度；至清中期政權逐漸穩固，除了邊疆地區外，對於秘密社會的態度轉趨寬容；及至清中後期，朝廷中開始相繼出現「不問教不教，只問匪不匪」和「不問會不會，只問匪不匪」的聲音，甚至正式頒布上諭，只究其為匪，不問其為會，這是清代官方對秘密社會態度上重要的轉變。但此一態度出現的前期，是因政權逐漸穩固，而後期則因社會變動劇烈，因而採行的權宜之變；至清末期過渡至民國初年時，清代官方所制定的法規範與其政權弱化，並處於幾近瓦解的狀態。國家劇烈變動下，既有的法規範無力控制地方社會秩序，而地方社會處於法規範幾近真空狀態下，卻保有一定的秩序，除了原先地方社會的宗族規範力量外，取代國家法規範的竟為原先受法規範認定危害社會秩序而將其壓制的秘密社會，成了另類穩定社會秩序的特殊現象。同時，秘密社會的一些行為仍多有對社會造成嚴重侵蝕，因此，在民國建立後，秘密社會不因參與革命運動有功，而有所轉型躍升，得到政權接納，反而再次成為政權取締查禁的對象，重回下層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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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的世外桃源：戰時澳門的畸形繁榮（1937-1945）

本文以1937至1945年中日戰爭及太平洋戰爭期間的澳門作為研究對象，探討澳門社會在戰時的變化，特別聚焦於其在戰火波及下畸型繁榮的一面。 戰爭的爆發，使澳門社會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由於地理位置與戰區的接近，加上「中立區」的地位，使澳門成為鄰近地區居民躲避戰火的避難所，因而迎來人口的暴增。日軍在廣東沿海的軍事行動，亦使澳門的對外交通受限。在這情況下，澳門開始出現治安惡化、以及糧食、燃料及房屋短缺的危機，社會受到嚴重的衝擊。另一方面，戰爭亦使大量人才及資金流入澳門，使其社會生態出現變化。其中，高消費人口的增加，帶動餐飲及休閒娛樂業的勃興；文人、藝術家的移入，亦使澳門的文藝活動空前活躍，致而造就出澳門戰時畸型繁榮的景象。本文希望透過對上述現象進行探討，從而突顯出身處中立區的澳門戰爭時期多元的社會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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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雜誌反權威論述之研究

《當代》雜誌為1986年至2010年在臺灣出版的知識性雜誌，屬月刊性質，總共有245期，主要係金恒煒等人所創立，其宗旨是引介西方思想思潮與刊登臺灣的學術和時事議題。 《當代》的出版，可分為「三大階段」，第一階段為第1期至第118期（1986年5月至1996年2月）；第二階段為第119期至第239期（1997年7月至2007年10月），雜誌自稱「復刊號」；第三階段為第240期至第245期（2010年6月至2010年11月），雜誌自稱「復出號」。 儘管《當代》三個階段注重的議題不盡相同，惟貫穿著一個中心思想：就是「反權威」。反權威的部分，可以分三大點，第一點是引介「去中心化」議題。在政治方面，批判法西斯和帝國主義等威權政體和行徑；經濟方面，檢討資本主義，引介社會主義的思想；文化方面，不單單以西方文化或價值觀看待事情。 第二是宣揚臺灣主體性。其一、在政治上，反對和中國統一，批判中國對臺灣文攻武嚇的行徑，同時，亦反對國民黨的政治人物走親中路線；其二、在教育和文化上，希望國民教育的內容培養具有臺灣意識和多元文化思維的國民，進而建立屬於臺灣的國族認同、語言和文化。 第三，引介和宣揚「民主憲政的思想和議題」。《當代》除引介古今中外的自由民主思想外，也刊登不少關於臺灣政治、法治和時事的議題，亦報導數篇國外的民主運動。 總體而言，《當代》雜誌主要由戰後嬰兒潮（1945年-1965年）出生的留洋華人學者，以較為淺顯易懂的語句介紹西方、臺灣和第三世界的時事議題和人文學術思想，供讀者收取知識新知，作者群的思想大多是自由派、中間偏左與溫和的保守主義。整體而論，他們具有批判性、標榜反對各種霸權，而且支持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的信念。 《當代》最大的貢獻在於，替臺灣的學術圈引進世界上的思想，例如全球化、左派思潮、多元文化和後現代主義等，不過其缺失為「叫好不叫座」，以致雜誌無法擴及到廣大的讀者群，並支撐雜誌的銷路。不過，也因為在金恒煒持之以恆的經營之下，《當代》的呈現才能絢麗而多彩，同時讓臺灣思想史和刊物史留下一頁重要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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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嬰與濟貧：乳婦與明清時代的育嬰堂

本文以明清時期育嬰堂的乳婦為核心，討論乳婦的來源、待遇、職能與評價等問題。在明清時期大量創設育嬰堂的背景下，這份專屬於女性的職業，匯聚育嬰堂「救嬰」與「濟貧」的雙重理念於一身，深具特殊性。 明末清初，育嬰堂逐漸從鬆散的結社，轉為具有組織性的機構，是為「制度化」。雍正二年諭令頒布至乾隆年間，地方官員與士紳大量創設育嬰堂。同時，官方力量介入民營育嬰堂的堂務與經費，形成「官營化」的特徵。本文則進一步處理雍正皇帝及士紳對創設育嬰堂的態度，並辨析官辦育嬰堂實不宜稱作「官營化」，以免簡化育嬰堂的型態。育嬰堂在制度化的過程中，人事組織及管理制度也逐漸形成。清中晚期，隨著時局動盪及育嬰堂救濟的缺失，出現以救濟棄嬰家庭的小型育嬰機構，但其仍未取代育嬰堂的功能，育嬰機構呈現出更加多樣化的經營型態。 乳婦的來源，由於育嬰堂濟貧理念及救濟範圍的限制，以育嬰堂附近生產不久的貧家婦女為主。士紳揀選乳婦的條件，一方面符合歷代醫書與家訓對乳母的要求。另一方面，與明清善會、善堂透過認定救濟者的資格，以重整社會秩序之目的不謀而合。乳婦的待遇雖有定制，但視各別情況仍有所差異。值得注意的是，育嬰堂對乳婦攜同親生子女入堂多表疑慮，亦造成乳婦安置親生子女的困難，凸顯出育嬰堂難以兼顧「救嬰」與「濟貧」兩大理想。 乳婦的工作內容以照護堂嬰為主，即使堂規詳載照護事宜，但仍要透過乳婦的觀察與親觸，採取適合的護理措施，凸顯乳婦健康照護者的角色。在起居方面，乳婦被要求與堂嬰片刻不得相離，生活規範必受限制。本文由「空間與性別」的角度指出，從育嬰堂空間配置來看，反映內外之隔及男女之防的倫理秩序。因此，乳婦雖是外出工作的職業婦女，卻是進入另一個性別秩序中。這也影響到乳婦的評價，將有別於穿門踏戶的「三姑六婆」。 士人對於乳婦的評價，一方面是基於乳婦、堂嬰與親生子女的關係；另一方面是乳婦貪財的形象。乳婦身兼救濟與受濟者的雙重身分，又在階層與性別的因素交錯之下，這些複雜的議論，充分反映出育嬰堂「救嬰」與「濟貧」難以兩全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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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狄人研究

本論文研究對象是先秦時期的狄人。第一章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文獻回顧、以及研究的方法與困難。第二章介紹中國傳統對「戎狄」的定義，然後再釐清狄人與戎人之間的關係，同時探討狄人在歷史上的發展與變化，最終對狄人與戎人分化後，分別成為西戎、北狄的過程加以探究。第三章分析狄人名號背後的含義，再說明一個族群的社會文化及其名號的語音都是華夏為之命名時所做的考量，並由此重新審視狄人的概念。第四章論述周人的起源傳說之中充斥著周人與狄人的緊張關係，反映了當時農耕者與畜牧者互相比鄰的歷史現實，還有探討狄人與晉國的關係，說明晉國的懷姓九宗跟隗姓狄人的倗國和霸國之間的關係。第五章主要討論「北狄之名胡」現象背後的歷史因素，考究文獻所見關於胡人自稱「引弓之民」的族群認同與狄人之間的關係。第六章總結各章節的論點並說明本論文的研究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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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誼」抑或「疾病」?近代中國女同性戀論述之轉變（1920s-1940s）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科學論述取代了儒家論述，成為維繫社會性別秩序的權威。在此背景下，「同性戀」此一概念與其他西方生理學、心理學與性學知識傳入中國，並且被中國知識分子所挪用，以重新穩固過去以儒家論述為基底的性別秩序，如一夫一妻的父系家庭。 本文在討論在引入「同性戀」此一概念的形塑過程中，性別在這之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以及「同性戀」對性別秩序中的異性戀規範。主要透過三位在同性戀論述中具有重要意義的學者，如：佛洛伊德、加本特和藹理士。透過分析這三位作家的理論著作，在經過中國知識分子的翻譯、傳播與挪用之下，是如何影響中國對於同性戀的認識，以及中國知識分子又是如何受社會需求刺激，導致同性戀此概念的形塑具有疾病化和陰柔特質，進而維繫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異性戀體系，尤其突顯在女性的社會角色認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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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戰爭時期中國在馬來亞的情報工作

19世紀中葉，英屬新馬即為中國閩、粵沿海居民的移入地，但新馬華僑與中國之間始終維繫著親疏程度有別的情感紐帶。20世紀初英屬新馬殖民政府對中國政府，特別是中國國民黨動員新馬華僑參與中國的政治活動有所顧忌，在「王藍協定」（1931）簽署後，國民黨在新馬的黨務活動甚至一度遭受當地殖民政府禁止，但直到1937年7月中日戰爭爆發，新馬華僑仍很大程度響應中國政府號召，以捐款、購買國債、投軍等方式援助中國的抗日戰爭。1938年10月10日，閩籍僑領陳嘉庚主持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在新加坡成立，該會統合了南洋華僑的抗日救亡運動，以致日本的情報機關將英屬新加坡視爲抗日、反日之中心。然而隨著國民黨對南僑總會的過度干預，造成以陳嘉庚為首的僑領起而反制，逐步分化了新馬僑領階層，且弱化了南洋華僑對中國抗戰的援助。儘管國民黨對南洋華僑抗日運動的干預成效甚微，亦無法讓新加坡殖民政府合法化國民黨在新馬之地位，但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戰前中國與國民黨籍新馬僑領的聯繫，轉而成爲「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局）將調查工作從國内推及海外，重振國民黨在南洋黨務工作，及開啓中英兩國在馬來亞情報合作之契機。 太平洋戰爭期間，英屬印度成爲盟軍對日作戰的前線及大後方，亦是中、美、英盟國之間從事外交活動、情報工作的場域。其中，中英兩國在馬來亞的情報合作，即是由國民黨籍新加坡僑領林謀盛促成。1942年初，日軍相繼佔領南洋各地，爲了策動南洋淪陷區秘密工作及配合盟軍反攻，中統局、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長、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侍從室六組擬訂〈南洋淪陷區工作綱領〉，以「實際情形，便利工作為標準」，對中統局、軍統局在南洋的情報工作「分區分工」。然而，在協商過程期間，中統局、軍統局卻因事權歸屬問題引發紛爭，致使中統局執行打通自石碼、東興潛入馬來亞渠道的計劃，以失敗告終。 1942年10月，中英兩國簽署馬來亞特工合作辦法，林謀盛即以馬來亞支部聯絡官及馬來亞區華人正區長身份，前往中國招募敵後工作人員，此即「龍組」。「龍組」學員以中國國民黨海外部、中統局代爲招募的人員最眾。此外，「龍組」學員之間，有僑生、中國籍與英國籍之別，而基於工作需要，學員多為閩、粵籍貫，具有相近的社會、學經歷背景。「龍組」學員在印度完成訓練後，依據英籍教官評語，及學員試驗成績分爲情報員或電務員，敵後工作課程内容大抵依據馬來亞的工作需求而調整。1943年5月至1945年8月，馬來亞支部以潛水艇及空投兩種方式，將敵後工作人員派入馬來亞霹靂、雪蘭莪、森美蘭、柔佛、吉礁、彭亨等地，以學員的同鄉關係作掩護，潛伏在各地蒐集情報，並聯繫馬來亞共產黨的華僑抗日游擊隊協助盟軍反攻。 1943年5月，「突擊行動」成功登陸馬來亞霹靂州海岸。由於電台搬運困難，此時情報均以人力方式傳遞。惟在中英共享馬來亞情報外，林謀盛、吳鐵城及中統局之間，另有中方秘密互通消息之渠道，此即「錫字報告」。該報告體例由馬來亞敵後工作報告及情報組成，起獲之情報多為華僑在新馬淪陷區之近情。1944年3月盟軍在馬區的外圍工作遭到日軍破獲，馬來亞與印度的消息斷絕。與此同時，中方派赴印度受訓之學員因與英籍教官發生意見，拒絕出發任務，經莊惠泉與陶林烈接洽，始得化解。1944年9月，「木匠行動」潛入馬來亞東海岸，建立無限電台，盟軍再次掌握馬來亞之情報。中方所獲情報由國民黨中央秘書處機要處處長張壽賢抄送南洋華僑協會、國民黨中央海外部、軍委會等各黨政機構參考，成爲重慶新馬華僑獲知僑居地之消息來源，可說是中國與在渝新馬華僑維繫情誼之憑藉。大體而言，儘管中方將中英馬來亞的情報合作視爲中國擔負同盟國義務，為馬來亞華僑追求戰後平等之表現，但戰後如何重振國民黨在馬來亞之黨務及牽制馬來亞共產黨對華僑之影響亦是當時國民黨的重大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