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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正邪兩賦」說的歷史淵源與思想內涵－以氣論為中心的先天稟賦觀

本文從「個體發生」（ontogeny）的角度，探討《紅樓夢》中關於人物之人格結構與性格特質的先天成因觀。研究成果發現：書中藉由神話設計以及氣論解釋了先天稟賦形成一個人獨立的內在系統，攜帶著一種類似遺傳的密碼，使個體沿著預先決定的道路或序列發展，成為生命各階段中起著統合與推動力量的核心元素。其中，《紅樓夢》對主要人物所限定的「正邪兩賦」規範，作為一種對各類病態人格的統一解釋，還必須從先秦以至漢代的陰陽氣論、魏晉的才性品鑑說、醫家的身體／疾病觀（即中醫病氣概念）、六朝道教的終末論（含末世、陽九百六與劫運說）、宋明理學等多種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內涵尋求相應的理解；從社會的角度而言，其存在意義則是超越社會所設立的事物之間的界限而被定義為「不純」的「異常物」。由此乃足以釐清《紅樓夢》對人格建構機制的認識論的深層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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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先生之道德的形上學諸涵義：宋明儒學之義理形態與工夫論

牟宗三先生以「道德形上學」概括宋明儒學的義理。此詞有三義：第一義是聖人之精誠惻怛的生命所彰顯的道德之莊嚴性與純粹性；第二義為聖人由仁心無外之道德實踐即頓時普化為宇宙萬物之道，實現心性之理通於宇宙存在之理，而達成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宇宙論意義，建立儒者之宇宙秩序即道德秩序；第三義則由聖人之精誠惻怛生命具體實現超越而內在的無限價值。牟先生因而批判康德的倫理學只建立第一義，而宋明儒者則擴充儒家之義理，充份完成「道德形上學」。本文藉《論語》與《孟子》之文獻說明如何證成道德形上學之三義。最後，本文特別強調牟先生所陳之三義都是由孔子所成就之聖人之生命境界而得以真實化，進而依牟先生強調的孔子之「以人體法」的要義，申論宋明儒學之「工夫進路」的殊勝處。在聖人境界所示，「即本體即工夫」，「即工夫即本體」是工夫實踐的兩廻環，而宋明儒者終身都在申論和體會此兩廻環的實踐。因此，由工夫實踐入手，更能彰顯宋明儒諸家之要義和異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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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的雙重批判－徐復觀的學術論爭及其當代價值

徐復觀的新儒家身份常使人忽視其思想史撰述的意圖。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徐復觀同考據派和形上學的學者發生或明或暗的衝突。通過學術史鉤沉，可以發現衝突背後絕非僅是治學趣向的差異，而暗含著如何回歸以經史為主體的中國古典學思考。其對魯實先、屈萬里、錢穆等人的批判主要針對客觀化、精微化的史學研究漸趨前「過度推演」的弊症，而其對唐君毅、牟宗三、熊十力等人的批判則主要針對形上學式的經典改造及詮釋疏缺。由此，徐復觀接納現代史學成果，通過歷史語境學的方式呈現經學史，強調思想家對所處時空的憂患，其目的是要回歸「經史－經世」為主體的中國古典學教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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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表達與意象：中共建政前後印刷媒介中的「國民黨反動派」

中共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特色是對政治術語的靈活使用及宣傳灌輸。以「國民黨反動派」一詞來看，它最早在1920年代就開始被中共使用，並伴隨著國共關係的起伏在中共文宣產品中時隱時現。內戰全面爆發後，「打倒國民黨反動派」的口號隨著中共的軍事進展傳遍全國，不過，該詞的具體詞義前後則有顯著不同。1949年前，這個詞彙多用來指國民黨內部部分反共人士，中共建政後則變成對國民黨的整體稱謂甚至擴大到所有與國民黨統治時期有關的事務，或用來泛指某種不良風氣。這種使用表達既是因應不同的時勢需求，亦與集體或個體的安全感緊密相關。由於在不同語境下，人們對概念的運用動機與策略不盡相同，名詞本義與其所指向的實際意義、使用者大腦中的意象之間可能存在落差，這種落差經常與人們對指涉對象過去的認識有關係。隨著新政治術語的廣泛流傳，人們對歷史的記憶也有可能發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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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被遺忘的北宋降遼內臣馮從順與李知順事蹟考

本文據近代出土的〈馮從順墓誌〉及〈李知順墓誌〉以及宋遼及高麗傳世史料，考論兩名本為宋內臣，後在宋真宗（968-1022，997-1022在位）初年的宋遼戰爭被俘而降遼的馮從順（967-1023）和李知順（975-1028）的生平事蹟。馮李二人事蹟不見載於《遼史》且遼代文獻，卻見載於宋元人所撰的《續資治通鑑長編》、《宋會要》及《宋史》。據宋人的記載，二人已「戰歿」，然近代出土的二人墓誌，卻記二人並沒戰死，而是被俘而降遼，後來還得到遼承天蕭太后（953-1009）及遼聖宗（971-1031，982-1031在位）的重用，最後擢為高級內臣，官至節度使。而據域外史料《高麗史》的記載，李知順後來還以太子太傅的頭銜出使高麗。本主旨在展示研究宋遼史時，需參看宋遼雙方以至高麗的相關記載，並且不僅閱讀各樣成書的文獻史料，還需要留意相關的出土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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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紀朝鮮戰爭」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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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一元與泗川之役略考

1598年九月末十月初，董一元率領明軍三萬餘人，攻打駐守泗川的日將島津義弘部隊。戰事初期，明軍節節勝利，十月初一日，在攻打泗川城門時，彭信古營火藥爆炸，引發明軍慌亂，馬兵先奔，步兵潰退，日軍從城內殺出，明軍大敗。死傷六千餘人，日軍將明死亡士卒的鼻子割走帶回日本，頭顱則葬在泗川。長期以來，對於此戰日軍主帥島津義弘的姓名、明軍傷亡情況、戰事細節，出現許多不同的說法。本文在綜合運用中朝日史料的基礎上，試圖考辨出真實情況，進而說明研究中國史有「從周邊看中國」的必要性，而研究韓國、日本史，也有從中國視角來思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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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酉再亂時期明朝的糧餉海運

本文探討「丁酉再亂」即朝鮮戰爭第二階段明軍循海路運輸軍需的問題，雖然史料不足，難以得出準確數字，但張蒙養的奏疏，對於海運的決策、執行、成效與局限等等，都有所記載，對於填補明軍後勤之研究空白，幫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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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酉再亂時期豐臣秀吉的撤退嘗試與戰爭的終結

朝鮮戰爭第二階段期間，豐臣秀吉一廂情願地尋求體面的下台階，但朝鮮制訂了獨特的外交戰略，將明朝引導向戰場，豐臣秀吉的撤退與和談嘗試均無法取得成果，戰爭最後以豐臣秀吉病故，日軍敗退而結束，中國和朝鮮所建立的國際秩序結構得到了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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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浙江抗清活動研究（上篇）

浙江是南明抗清復明版圖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不以南明政權為焦點，而以浙江這一區域為焦點，研究南明在浙江近二十年的抗清運動、主要戰役等，同時也揭示浙江的社會矛盾、精英之間的政治衝突。本文指出，浙江抗清過程曲折、反覆，英烈輩出，而抗清力量在分歧和衝突中耗散是鬥爭歸於失敗的主要內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