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亞學報/New Asia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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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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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說「不知之知」等，又對是非爭辯提出質疑，但莊子不是不可知論者，相反，他相信真理。他所有立說，包括提出上述質疑，都建基於對認知的肯定。對認知予以肯定的莊子之所以提出上述質疑，是由他的人生哲學所決定的。外物的莊子厭惡智巧（含機心地運用心智），他認為之所以出現是非之爭，純粹產生自智巧所帶來的偏見，所以，如果能去除機心從而消除偏見，便不會出現是非之爭，而人便能得出不含是非爭辯的究極真理。機心這個價值判斷構成了莊子整個認識論的出發點，而就是這個出發點注定了該理論最終要失敗。有一種流行觀點從認識論角度把體道誤解為對究極真理的體認。其實，體道不是關於真理的。雖然莊子對認知予以肯定，他的終極理想是超越認知。當人不把物作為認知對象，而與它們生活於經驗實踐性的關係中，人便達到與天地同遊、跟萬物無隔之道的境界。體道便是對在這境界下的生活之體驗。上述誤解緣於莊子用詞多歧義，而又偏好於以悖論形式來立論，從而使人產生不少混淆。莊子提出超越認知這個他知道不能完全實現的理想，不是要人像文盲般的無知，而是要反省人在自然界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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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阿含」在中土向被視為小乘佛經，備受忽視，至近世得到重新認識，尤其是《雜阿含》，被視為最早期的佛經之一，為研究印度原始佛教的重要文獻；而《雜阿含》有別於其他「三阿含」者，乃包含近千首偈。先前的研究，多就全體佛典的偈作概括性考察，少針對個別佛典的偈頌。本文根據《雜阿含》五十一「相應」各各不同的主題和內容，把其偈分為重宣、闡述、問答、讚歎、收伏、說法、借鑑、警策、感悟、解困、引發、測試、布施、喪葬、咒術、敘事等十六類，舉例說明，揭示偈頌在《雜阿含》的特色和獨特功能，並從中管窺《雜阿含》的編纂方針，期望加深對初期印度佛典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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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軻刺秦」是重要史事，也是膾炙人口的故事，較早的《史記》的記載能夠讓我們獲知，「太子丹使荊軻刺秦」作為重要史事，在書面和口頭都有流傳，司馬遷整合各種材料，傾注個人感情，撰作〈荊軻傳〉，而其中「荊軻刺秦」之故事，更成為獨立之單元。如此廣泛的傳播，也結合載體、作者和文類再生新變。漢魏時期的相關圖像，集中展演「刺秦」過程中最緊張的一幕，突出了荊軻的「勇」；在魏晉詩人那裏，荊軻更多是作為悲劇人物被呈現，其「義」與「誼」則更受推重，這自然離不開《史記》的巨大影響；而「古小說」《燕丹子》則彙集了更多「不經」的故事傳說且有進一步增刪整合，其中多有民間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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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是古今中外重要的文學主題，當面臨危急存亡的威脅時，如何在個體生命與國族義務、家庭倫理、愛情理想、道德操守之間作出選擇，是人類永恆的迷思。而民國乃新舊文化交替之世，影響所及，儒將輩出。國軍將領羅卓英（1896—1961）與李則芬（1909—2004）原籍皆為廣東客家，都在北伐前夕加入國軍，各自皆經歷了北伐、剿共、抗戰，更曾先後遠征中南半島，晚年則定居臺灣，軍旅生涯軌跡頗為接近。而兩人遷臺前的詩作，多涉於軍旅生活。本文先分別考察羅卓英和李則芬詩作中軍旅記憶的軌跡，進而從這些作品來探析個體記憶中的不和諧音，如何與黨國營構之集體記憶產生互動與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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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興十二年（234），諸葛亮卒。之前被諸葛亮廢徙為民的廖立、李嚴聽聞消息，一人垂泣感嘆此生終為化外之民，一人甚且激憤致死。自東晉習鑿齒由諸葛亮執法公允、令人心悅誠服的角度評論此事後，後人大都接受他的見解，幾成定論。然而，當我們從人事權位的安排，尤其是接班人的選定切入，很多以往隱晦不明的史事，似乎變得清晰可解。例如，諸葛亮何以大加提拔馬謖、蔣琬、費禕、董允等年少輩？先主遺命的輔政大臣李嚴何以不得不廢？勢如水火的魏延與楊儀何以沒能代起執政？蜀漢政權何以由諸葛亮獨攬大權，轉為以蔣琬為首的集體領導？政治是現實的，世代交替，大勢底定。前朝重臣，已是明日黃花。廖立垂泣、李嚴致死，更多的是時不我予的自傷自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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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分析宋高宗起用呂頤浩為相的各項因素。過去學者多認為呂頤浩得以拜相，是因為他在苗劉兵變期間勤王有功，所以其拜相明顯具有偶然性。然而，宋高宗即位不久，便召呂頤浩前往行在議事，說明了兩個事情：第一是他們彼此之間似已認識，第二是呂頤浩具備戰時宰相所需要的條件。經筆者考證，早在北宋末年，兩人在金營曾經共渡患難，經歷了一段互相認識與瞭解的歲月，從而建立起親密的君臣情誼，為日後宋高宗重用呂頤浩埋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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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內地各大城市不同的是，1919年的香港並沒有因為受到五四運動的衝擊而接受新思潮洗禮。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香港都是一個相對保守的社會，五四風潮一直以來很難在港廣泛播散。究其成因，跟長期在香港工作、並於1925年正式出任香港總督的金文泰——及其與晚清遺老、華人紳商三方面共同維繫的文化保守勢力有一定關係。這一保守勢力進深而言是金文泰建立政府管治威信、合法性的重要憑藉。面對中國國內衝擊舊社會秩序、舊風俗習慣的五四思潮或浸然興起的布爾什維克思想，在港紳商、前清遺老的保守性便與金文泰致力維護殖民地社會管治的「殖民性」（coloniality）一拍即合；一種自覺防範國內新思潮擴散的地方意識也因此於焉叢生。本文嘗試梳釐金文泰殖民政權管治有效性背後與在港華人代表的互動過程與方法運用，了解上層華人對於殖民政權與洋總督產生向心力的過程。相關論述，有助於釐清五四風潮在1919年5、6月間波及香港後，未能在香港社會繼續播散的背後深層社會文化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