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文獻/Kaohsiung Histor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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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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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來位居南臺灣的高雄以其優異的經濟地理條件及近代化港埠、都市建設，1920年高雄設市，1979年改制為直轄市，2011年起高雄縣市合併擴大成為新的高雄市。早期在此居住營生的有南島語族平埔族原住民族；清治時代大量中國閩粵移民來此開拓新家園，移住客家亦落地生根；號稱「三點水」的澎湖人，構成高雄的生力軍；1949年又有中國大陸各省人民移住臺灣，高雄地區具備的軍事屬性而有不少所謂的「外省人」，南臺灣的包容力使外省人也再難分芋仔或番薯；20世紀末期隨著跨國勞動與婚姻的全球化，外籍配偶構成臺灣人的新成員，高雄的豔陽天讓南洋姐妹花更容易適應新婆家。高雄縣市合併可使長期因行政區域分劃而有所分隔的縣市民融合成為同一市的市民。本文以時間為縱軸，敘述不同族群在各該時段的發展歷程，希望藉此歷史論述強化新的大高雄市民的共同歷史記憶，培養新的市民意識。高雄縣市合併後，新的高雄市土地人口資源增加，岡山鳳山旗山三山歸一市，旗后山、鼓山不是相當相抗而是應援共響。回顧1920年打狗更名為高雄，同時改制為市，90年後再從高雄工業港都成為大高雄市，所有高雄縣市民眾行過的歷史跡痕，都成為都市共同體意識的基礎，而此市民意識與涵養也將是高雄往前向上發展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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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首先分析形塑大高雄港都這個空間連續體的主導作用與驅動力，同時申述高雄市產業結構迫切需要轉型的理由。第二部分以經濟地理的五項簡單指標，分析自1971～2006年共35年期間產業發展的空間變貌，詳論其空間結構變遷過程；第三部分分析大高雄地區二、三級產業結構比重。第四部分依工商普查資料，分析大高雄地區二、三級產業就業人口的空間分布狀況。第五部分就大高雄市產業發展做時間序列分析，詳述產業演進的時間脈絡與擴張歷程，並以簡圖呈現說明其結構從量變朝向質變發展的必然性。最後是把公部門長期以來在高雄地區所開發設立的工業區做一整理，清晰呈現已編定的工業區之分布實況及其在空間上的擴張過程。第六部分以歸納推演的方式提出結 論，綜合提出高雄市產業發展的整體脈絡（context）及其演變過程中值得省思之處。綜合研究結果，提出大高雄地區產業發展的特色與再生策略（如圖5-5）。曾經艱辛、風光走過一甲子歲月的三根煙囪（中鋼、臺灣國際造船、臺灣中油）及其相關的十項主導產業，已經非轉型不可，而轉型再生方向，共提出八項未來仍具潛力與發展前景的產業項目供參考。大高雄市未來的新興及再生產業共有八大方向：其一是數位內容產業，承續已有的電子電機產業基礎與兩個加工區輝煌經驗，數位產業仍具發展前景。其次是物流與流通 產業，包括倉儲轉運、整合性物流業等港口相關產業亦具市場潛力；其三是遊艇產業，包含遊艇製造與展示，並結合電子零件、儀器計數及維修補給等周邊配套亦有可為。第四項是綠色能源產業，包括太陽能發電示範與應用、風電與海洋能源相關產業等；第五是觀光產業，在現有基礎上繼續擴充包括海洋觀光、運動休閒產業與城市美學觀光產業等。第六項是高雄市的命脈產業，亦即傳統產業的高值化，包括鋼鐵、機械、金屬製品及金屬應用品等重要產業的高值化、加值化，也是不可或缺的轉型方向。第七項是石化、油煤製品等重要產業的加值化。石油化學及臺灣中油公司一直是南臺灣重要產業。高雄地區石化產業包括中油林園廠三輕及四輕、高雄煉油廠五輕及大社、林園石化專業工業區之下游石油化學工廠。依經濟部最新統計，大高雄地區石化產業營收總值高達7,750億元，員工僱用人數高達20,400人，其關聯就業效應更達十餘萬人以上，可說舉足輕重。第八項是文化創意產業，包括海洋性、物流性、重化工業性、展演性、影音性、族群性及農漁業性等七類文創產業內容。若能儘速成立「大高雄文化創意中心」做為平台全力推動，並將20所大學院校63個文創系所整合起來，將可建置文創產業的強固基礎，進而創造文創產業的高度產值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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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訊不發達的時代，以旅行的方式直接前往異地，似乎是體驗風土民情的唯一方式。特別是工業革命以後，從歐洲興起的「大眾旅遊」，讓旅遊成為一種休閒活動。為了應付旅遊人口的需求，開始出現對旅遊訊息的大量報導，甚至定期的雜誌也孕育而生。中國把旅遊視為休閒活動，晚至二十世紀初才出現；原因是大量的留學生出國，才把旅遊視為新文化的體驗而加以學習。不過對於旅遊訊息的報導，就出現得很晚。以本文要討論的對象──《旅行雜誌》為例，則是要到民國十六年（1927）才創刊。《旅行雜誌》的報導深受民國時期，知識分子與城市中產階級的喜歡。在那個視長途旅遊為「有閒與有錢」的時代中，該雜誌的報導多少彌補了許多人無法達成心願的遺憾。正因為如此，《旅行雜誌》所介紹的對象，許多都是帶有一層神祕面紗，或者引人入勝的觀光景點。而這樣的報導，也出現在對臺灣的介紹上。民國三十四年（1945）甫被國民黨政府接收的臺灣，它對中國大陸的人民有何吸引力？抑或者大陸人民如何認識，這塊以已經被日本統治長達半世紀，在生活習慣、語言都與內地迥然不同的島嶼？《旅行雜誌》連續五年不間斷地報導，遂成為探討戰後初期此問題最佳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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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登發被視為是戰後臺灣政治反對運動的精英，其參與1960年代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與1970年代後期黨外組黨運動，追求戰後臺灣民主政治的實現。余登發在政治路線上採取體制內的改革，以承認國民黨對臺灣的威權統治為前提，但經由余等人所串連的政治運動，實質上仍是一種民主與反對運動，對爭取臺灣民主化，無疑具有強大的推升力量。余登發從日治時期便投入政治，戰後國民黨政府接收臺灣，施行威權統治，余登發仍積極參加選舉，終於在1960年當選第四屆高雄縣長，同時也攀上其政治事業的最高峰。余登發除了結交盟友，也推出家族親人參選，在高雄縣形成一股強大的黨外地方勢力──高雄黑派、余家班，不同於親國民黨的地方派系──紅派、白派，並與之抗衡。另一方面，余登發亦參與籌組中國民主黨。起初，余登發與非國民黨籍人士研商如何預防選舉舞弊，漸漸地形成「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決議與民社黨、青年黨協商組織反對黨──中國民主黨。余登發雖然不是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的主要領導人物，然其位居高雄縣長一職，擁有不可忽視的發言權。或許因為余登發擔任高雄縣長，身分敏感，擔心被國民黨政府施以停職處分，故在籌組中國民主黨過程當中，並未積極參與，顯得小心翼翼。最終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雖因雷震等人被捕而胎死腹中，戰後臺灣第一波民主運動「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結束，不過在組黨過程中提供「外省」籍民主人士 和「本省」籍地方人士結合的契機，點燃了民主的火苗。藉由余登發等臺籍政治精英傳遞民主理念，使得民主香火得以傳承，第二波民主運動「1970後期黨外組黨運動」才能開花結果，臺灣走向「民主化」的康莊大道。本文藉由觀察余登發的政治參與，分析余登發在競選高雄縣長與參加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中，其自身的作為與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