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文獻/Kaohsiung Histor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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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津古稱旗後，是高雄開發最早的地區，此地自古漁業發達，居民多半依海為生，寺廟神壇林立，尤以海神信仰最多，然作為泉籍移民守護神的廣澤尊王，其神壇數目之多，是頗為特殊的現象。民國九十年代，旗津廣澤尊王的神壇尚稱興盛，然而隨著社會的變遷，神壇卻逐漸沒落，其原因為乩童的凋零、開壇活動式微與信徒的散佚所致。本文以乩童的個人因素對神壇的影響，進而導致信徒減少，敍述在社會變遷下神壇的興衰與否，重新檢視近十年來旗津廣澤尊王信仰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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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門原名羅漢門，在康熙年間開始有了移民開墾，隨著漢人移民的進入，觀音佛祖的宗教信仰也隨著被帶進了內門地區，因紫竹寺建廟之初的飛爐傳說，內門紫竹寺因應而生，隨著紫竹寺的威靈顯赫與興盛香火，觀音佛祖的神話傳說也流傳在整個內門境內，於是紫竹寺慢慢成為內門地區的信仰中心，這個由家廟信仰轉變成公廟信仰的紫竹寺觀音佛祖，居民的祭祀、社會活動、娛樂需求、生活作息，都依賴著她而運轉，社區與居民的發展歷史脈絡也環繞著紫竹寺活動而建立起來。因此，本文以內門紫竹寺這樣一座寺廟為主體，藉由訪談和文獻收集有關內門紫竹寺在聖靈、建廟和靈力的傳說，嘗試以此解讀內門紫竹寺的發展，並試圖解釋這些傳說對於內門人認同的潛在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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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是人們精神層面的寄託，它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生成、變化，右昌的信仰風貌是右昌人在歷史過程中建構出來的，當然也還會隨著時間繼續發展。本文將依序討論以下三大主題：（一）右昌三大宗教系統之形成；（二）右昌各宗教系統與社區之互動；（三）右昌信仰樣態分析。方法上，除參考文獻及相關研究外，田野調查則是筆者重要的研究方法，希望能透過實地訪查進一步了解右昌宗教信仰之現況。此外，在調查過程中經耆老們指引，發現了有保存價值的勝蹟－「金路」與「奉示」、「立禁」兩石碑，特於文末以附錄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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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VOC）於1620年代遭受二次「番害」－金獅船號事件、麻豆社事件，卻遲於1630年代中期前後才展開復仇計畫，特別是針對村社勢力相對微弱的小琉球原住民，分別於1633、1636年進行二階段的軍事掃蕩。本文以1633年VOC出兵小琉球為研究主軸，認為事隔多年之後，掩藏在復仇底下的軍事行動，實則含有VOC或大員長官更為深層且不為人知的現實動機，隨著新客觀環境的變化而調整。出獅有名，成為席捲眾人耳目又冠冕堂皇的表面說詞，其代價是小琉球原住民慘遭屠殺，竟而消失的那不能言說的祕密和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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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是一個海島，故防禦的重點為洋面與海岸當無庸置疑。可是時至十九世紀末，清廷國勢日衰。傳統水師根本無法抵擋西方船堅礮利的攻擊，於是防禦的重點逐漸從洋面，退守到海岸、海口，企圖以「守口」抵擋住敵人的進攻。在此戰術指導原則之下，從1875年開始，臺灣的海口陸續興建許多的礮台。而打狗礮台的修築，也是在此歷史背景下出現。清末的打狗總共有三處礮台－旂後、哨船頭、大坪山。以往的研究均側重旂後與哨船頭礮台。蓋因為時至日治，大坪山礮台先成為高爾夫球場，後又被劃入高雄要塞範圍，戰後又成為軍事管制區之一部分。這使得昔日的大坪山礮台，早已湮滅、不復以往，讓人難於考證在今日的確切位置。然而北京國家圖館典藏《鳳山縣地圖》，詳實地繪製出光緒20年（1894）甲午戰爭打狗的布防。當然三座礮台的地點，以及使用的大礮口徑也被清楚地標示出來。可視為現今研究清末打狗軍事史當中，最重要的一份地圖史料。此圖為2002年筆者從北京國家圖書館複製回來，現公開於學界，期待在臺灣軍事史研究的領域中多作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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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日本官方列入地方病的登革熱，是一種由境外移入的熱帶急性傳染病，病患會出現發燒、頭痛、筋骨酸痛、出疹、食慾不振、白血球降低等症狀，嚴重者還會出血甚至死亡，不過死亡率極低。日治時期，臺灣曾於1902、1915、1924、1931、1942年出現過登革熱大流行，每次4月到11月為流行期，先從南部濱海區再及中北部。南部疫情在7、8月達到高峰，北部則為8、9月，到了11月天候已經轉涼，疫情便急速下降。登革熱病患以青壯年罹患率最高，都市罹患率又高於鄉間，都會區日本人罹患率也高於臺灣人。為了瞭解並控制登革熱，臺灣醫學界於1910年起投入病理之調查研究，政府則透過警政系統大力推動環境衛生教育，教導民眾清理病媒蚊滋生源、避免被蚊蟲叮咬、接受預防注射等，掀起全民撲滅登革熱運動，成果也逐漸顯現。然因登革熱病毒多樣，研究者未能完全掌握其病株，進而研發出特效藥或疫苗，故迄今仍無法杜絕其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