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台灣研究/Journal of Eastern Taiwa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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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東台灣研究會文化藝術基金會,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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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金崙遺址為晚近發現之史前遺址，鄰近舊香蘭遺址，於2015年進行考古搶救發掘，遺址堆積屬於金屬器時代三和文化中期，保存該時期聚落局部現象及器物遺留，金崙遺址存續時間約400年，其重要性在於以卑南遺址、舊香蘭遺址建立的長時期三和文化相中，由金崙遺址存續時間較短之堆積，切出三和文化中期的物質文化面相，驗證三和文化中期的文化內涵。本文由金崙遺址發掘概述談起，藉由聚落堆積、現象與器物，探討該遺址所呈現之三和文化中期面相。三和文化陶器印紋為區別該文化與卑南文化之重要特徵，尤以蛇形紋及人形紋具有時代及地區特色，文中藉由金崙遺址出土陶器蛇形紋及人形紋的消長推測三和文化中期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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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台東縱谷文化生活圈整合計畫—縱谷山海關」為例，探討當代原住民地方社會在國家政策的推動下，注入以「文化」為基礎的社會發展動能，以地方文化館做為多重跨域及連結的推動單位。這種兼具觀光發展與文化傳承的文化觀念，在實踐的過程中，清楚呈現地方社會的發展是處在經濟發展與文化保存的辯證之中。在臺灣，進行區域性文化資產的跨域與連結，成為國家文化生活圈政策之核心目標，尤其對那些位處地理邊陲及文化多樣性的地區。透過國家文化政策的制訂並與地方發展計畫結合，地方社群發現他們不能自外於這樣的發展，而必須主動參與。2017年，臺東縣海端鄉布農族文化館、關山鎮農會米國學校農村文物故事館與新元昌紅茶產業文化館共同提出「台東縱谷文化生活圈整合計畫—縱谷山海關」，並成功獲得文化部「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的補助。該計畫獨特之處在於提出以新武呂溪為源頭之「台東縱谷文化生活圈」，試圖透過與產業結合的特色遊程，傳遞縱谷區域特有的文化生活集體形象，促進多元文化的相互認識與理解，進而創造一個更具規模與多元的區域合作發展。藉由檢視這個計畫的形成與執行過程，本文指出，從地方的角度來看，「文化資產」觀念是在國家政策制訂與執行過程中被形塑出來的，這樣的文化資產觀念從一開始就與國家及地方的發展意理緊密結合。透過國家以「文化資產」為基礎的政策主導，一方面為地方社會帶進新的社會發展量能；另一方面，地方社會的文化資產其實是國家社造資源投入及文化資產保存運用論述下形成的一種特殊範疇，並與觀光直接連動。在這個的過程中，地方社會的日常生活被理解成文化、產業與在地生活三個面向。這三個面向之間相互銜接、移動與轉換的過程，也成為原住民地方社會回應大社會發展的重要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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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曾在臺灣經濟成長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是隨著一九六０年代初期以來以「出口帶動成長」的經濟發展模式，造成以農業為主的鄉村在不斷勞動力外移的情況下被邊緣化。然而，從一九八０年代後期，強調友善耕作、重農返土的新農浪潮開始在臺灣發展，這樣的趨勢固然受到國外對於資本主義工業現代性以及工業型農業的反省的影響，卻也跟臺灣社會對於食安、食療與環境意識的發展有關。從已有的一些研究來看，新農浪潮的實際發展情形頗為複雜。例如，有些強調人與土地、自然的關係，有些則強調農的社會性價值。即使務農者，有些是尋求農業生計的新的可能，有些可能是另類生活方式的追求。本文以一位居住臺東地區、使用友善耕作從事洛神種作的卑南族原住民農作者為例，描述當事者從2008年迄今的務農經驗，其中，包括對於農法的看法、產業的想像，尤其如何建立一個含括「原物料＋事業體＋通路＋消費者」的產業鏈的嘗試。本文藉由這個個案，以及對照目前在東臺灣從事類似的地方創新的案例，指出一些值得後續研究的重要議題，例如：在缺乏人力、資本等生產因素的地區（如東臺灣），如何可能發展出另類的資本累積；如何營造出銜接生產與消費但有別於資本主義且集中式的不同規模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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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深入探究花蓮工藝產業的發展脈絡，問題意識為：（一）今日在花蓮所見的工藝景象，是如何在歷史過程中發展出來的？（二）政策規畫下的工藝產業發展，和部落或社區的自主發展之間，有何差異？本文以人類學和歷史學結合的研究取徑，探究上述研究問題，從工藝產業的社會文化脈絡理解其意義，進而掌握工藝產業背後的發展動力。本研究期盼能藉由工藝產業看見東臺灣的不同面向，東臺灣的工藝產業長期落在一個不被（或尚未被）經濟、商業、工業、或產業研究關注的位置，對於它的探究卻可能有助於我們更理解東臺灣產業與社會變遷的歷史過程。初步研究結果發現，論及花蓮工藝產業史，由於日治時期的工藝產業化情形並不普遍，工藝受到日本殖民政府殖產興業政策的影響也不顯著，主要是在戰後開始發展，並且深受政府政策與規畫的影響，1960年代發展石工藝、1970年代發展玉工藝、1980年代發展石材加工、1990年代展開石藝國際交流與輔導在地工藝產業，2000年代發展社區工藝與文創產業。然而，從日治時期以來，政府看待工藝產業的角度與政策規畫多半是將其視為可藉由發展獲利的物產、資源，一直到「多角化社區工藝產業扶植計畫」才比較能夠展現從人民的角度所看待的工藝與人民所需要和想要的發展，與在地價值、思想和美學的呈現。本文主要論點有二：（一）戰後至今花蓮的工藝產業，雖然受到國家政策影響，但在1980年代以後並不是主要的區域政策規畫的對象，意即並非區域重點發展的產業項目，也因此並沒有較多的資源投入發展。（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民間的自主發展，則有著與國家政策出發不同的看待角度與情形，其工藝發展的動力來自於文化傳統的需求、可獲得的收益、以及文化復振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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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原住民社區的培力發展，依靠在地農業產物與自然環境觀光化的條件，形成「原味生產，體驗故事」的雙軌模式。回鄉農人一方面有實際勞動的需求，又不斷在各類驗證與農事生產體系上展現自己的身體技藝與記憶。過去的農民研究，多半著重市場機制與農業政策下的農民抵抗策略，對於「成為農民」的歷程與反思，較少深入討論。原住民農人因為族群政治經濟背景的不同，與地方行政體系以及農改知識單位之間的關係互動，更能夠反映在族群記憶與農業地景與勞動論述上的特殊性。返鄉農人同時站在三個對比關係的位置上：包括在地作物與外來觀光，社區組織與農政單位，以及農事知識與文化慣習。本文試圖以原住民農人的返鄉決定以及遊走「農工之間」的慣習變遷，討論前述的多重關係，反思現有原住民農業以小規模以及有機為主的既有印象，並且討論原力返鄉之後，原住民鄉村發展的當代可能性。這篇論文嘗試探討透過不同路徑回鄉的原住民農人，面對農產業與社區發展下的當代意義。回鄉農人的先前工作類型，回鄉後進行的活動轉變，以及原鄉社區發展產業的方向與階段，都影響回鄉後的組織與慣習轉變。本文透過東部產業的結構變化，以及當代部落產業型態與文化意象的再創造，來思考產業與當代原住民農人回返原鄉的關係。並且以花蓮縣太巴塱部落以及達蘭埠部落的回鄉農人為研究對象，描繪當代的原住民回鄉農人，在都市工作與生活慣習之後，決定回到原鄉做農的生命歷程。同時也討論原鄉地區作為重要農業生產地景，在原住民農特產的政策操作下，如何形成生活慣習的改變，發展在地農作組織的新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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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全球基督徒禱告院（以下簡稱禱告院）是一個以靈恩派基督教信仰為基礎的團體，於2012年成立於台東縣達仁鄉原住民排灣族聚落台坂村拉里巴社區。本文以禱告院為主題，以其產業物流事工為焦點，探討信仰社群、產業發展與有機農業的關聯。從本文的民族誌資料和分析討論中可以得知，信仰對於產業發展提供了一些有利的條件，例如在土地的獲得、勞動力的提供、品牌的建立、以及產品的銷售上，能藉著信仰社群當中，共同的信仰內涵與動力去進行。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禱告院在發展有機農業的困難與限制，包括勞動力不足、土地面積小而零散、以及因為無法通過有機驗證而限制市場規模。這些外在環境與法規的限制，也促成禱告院內部的調適，將產業作為商品生產、流通和消費的經濟面向，轉向為產業作為從神繼承而來的財產。禱告院的產業發展案例，可以和其他受基督教信仰影響的有機農民之研究做比較，例如日宏煜、羅恩加（2015）。禱告院的產業發展是以排灣族拉里巴部落為主要基地，從事有機農業的員工是靈恩派基督教的堅定信徒，對於他（她）們而言，這個世界沒有神聖和世俗的區別。在農場上的工作，在旁人眼中是辛苦而卑微的，他（她）們卻能甘心樂意地去做。禱告院如何透過這些員工影響拉里巴部落的其他農民，如何和部落合作發展有機農業，是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