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台灣研究/Journal of Eastern Taiwa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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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30年代到50年代從大陸輾轉移居臺東的外省藉移民，從臺東縣的北端長濱鄉、池上鄉一直到南端的大武鄉和達仁鄉，甚至離島的綠島及蘭嶼皆有分布。居住在臺東縣的外省人曾經佔臺東縣總人口的15%，但因人口的外移及凋零，加上部分的外省移民與原住民通婚後，第二代改身分為原住民。因此，外省人的數量逐漸減少。本文以外省移民的聚落分佈及其住屋型式為研究標的，發現臺東縣第一代外省移民的聚落分佈情況，依地理區域及其職業或任務等可以分為五大類；而其住屋型式依時間的演變及政策的訂定可以分為七大類，對於了解外省住民的生活狀況及其社會變遷，幫助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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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分析範疇的族群意涵而言，位於宜蘭與花蓮邊界的澳花村多為人知的是一個泰雅族部落，部落族人也多認為自己是泰雅族。本研究嘗試從族群實踐的面向，於歷史過程中，解析澳花村「泰雅族」這個概念，回溯在部族、日治與民國不同時期，Tayal（泰雅）、Tosa（陶賽）與Truku（太魯閣族）人，於立霧溪與和平溪流域之間，透過競爭、結盟、通婚，甚至宗教的結合，加上國家政策與現代化的影響，以不同層次的連結與認同，不同的自稱（例如Klesan，Bgala或Cyuku）與他稱，以及「社」、「村」的認同，參與了澳花村「泰雅族」的建構。這些不同族群，不同層次的接納與排拒，都是在相對的關係與情境中形成，Truku的強勢競爭角色促使了Tosa與Tayal的結盟；另一方面，光復後，一群Truku家族從花蓮崇德移民來到澳花，Tosa在Truku與Tayal之間，透過宗教與語言扮演中介的角色，化解Truku與Tayal的隔閡，成了澳花村Truku與Tayal融合的黏合劑，在往後在地化過程，太魯閣族移民也漸漸接受泰雅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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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廿年來拉勞蘭部落逐步開展多項文化復振工作，並重建會所制度，亦與其他部落青年會就原住民社會議題進行串聯，於東臺灣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發展動力。拉勞蘭部落透過尋找與建構服飾、祭儀等儀式，逐漸形成自己獨特的形式，青年會的各級青年服飾與晉級儀式，亦有自己一套建構的特色跟系統。其中三年一次的青年會會長交接儀式，無論過程、形式、意義、象徵、詮釋、結果等，都有諸多可與儀式、展演、文化認同等理論展開相互對話，來認識拉勞蘭此一「特殊的排灣族」。本文試著從相關角度分析2011年所舉辦第五任拉勞蘭青年會會長交接儀式，期能提供更深刻認識該部落與青年會形塑自身文化意涵之可能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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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據2011年1月至8月筆者擔任吉安鄉客家文化調查案之結果所改寫，在歷史面上主要利用日治時期人口統計資料的整理，詮釋並銜接與當代吉安鄉客家族群分布相關記載之斷層，在族群特性上，則藉由城鄉差異與今昔對照突顯東部客家族群在地化意義的轉變；受限於資料所得與篇幅限制，本文捨棄細瑣個案的描述，改以整體對照之方式，突顯花蓮市、吉安鄉兩地客家族群當代的社會特性差異，結果顯示吉安鄉客家族群之生活，相對保有來自於臺灣西部原居地的文化特色，花蓮市則因都市發展導致人口高度的流動，生活其中的客家族群與地方社會間的聯繫普遍較為薄弱，而客家二次移民昔日出現於在地化過程中的特性，迄今亦已產生了空間規模與本質上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