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本文從資訊不對稱角度,探討企業海外籌資是否會影響其會計穩健程度,並同時考量企業海外籌資工具、發行地區是否會影響海外籌資與會計穩健性的關係。選取 1992 年至 2011 Sadka 2008),因此本文同時考量海外籌資工具是否會影響企業海外籌資與會計穩健性的關係。相對於英美等不成文法系國家,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律制度對投資人的保護較低( Ball
本文由企業海外投資會面臨較高的資訊揭露與資訊品質要求(Riahi-Belkaoui, 2001),以及資訊不對稱會影響會計穩健程度(Lafond and Watts, 2008)的觀點,探討企業海外投資與會計穩健程度的關係,並討論企業海外投資資訊揭露的規範,能否有效減緩海外投資複雜特性對資訊透明度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海外投資企業的會計穩健程度較低,推論會計準則及主管機關對海外投資申報資訊的規定,應可以有效減緩海外投資複雜特性對資訊透明度的不利影響。研究也發現企業海外投資與會計穩健性間存在互為因果的內生關係。企業海外投資於普通法或成文法系國家,財務報表會計穩健程度並無顯著差異。海外投資於租稅天堂的國家時,因為資訊不確定較高,會有較高的會計穩健程度。公司治理機制可以促使海外投資企業採取較高的會計穩健程度。
本文以2008 年至2010 年為研究期間,採用Khan and Watts (2009)提出的衡量跨公司與跨年度盈餘穩健性指標—C-Score,探討董監事暨重要職員責任保險(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簡稱D&O 保險)與盈餘穩健性之關聯性,並進一步分析D&O 保險與盈餘穩健性之關聯性是否因公司海外募資所面臨訴訟風險的增加而產生差異。實證結果發現,購買D&O 保險之公司,盈餘品質具有較高的穩健性,而且證據似乎亦顯示,購買D&O 保險金額愈大,盈餘穩健程度會愈高。此外,實證證據並未穩健地支持海外募集資金的活動,使得購買D&O 保險之公司其報導盈餘的穩健性會更明顯。
近年來,因為財務報表舞弊案件頻傳,導致會計師簽證的獨立性被廣泛提出來討論。本研究旨在從訴訟風險與審計品質的觀點,探討會計師獨立性與簽證客戶會計處理保守態度之關聯。本研究以2002年至2006年間,有揭露審計服務公費及非審計服務公費之上市上櫃公司為研究樣本,並以企業有無至海外掛牌交易及會計師事務所之市場佔有率與會計師事務所之客戶集中度,作為衡量訴訟風險與審計品質之代理變數,據以分析會計師獨立性是否會受到訴訟風險與審計品質之影響。 綜合本研究實證結果,就會計師的獨立性與簽證客戶會計保守主義之關聯而言,並無法獲得一致性的證據支持會計師獨立性與簽證客戶保守主義成正相關。但若進一步探討訴訟風險及審計品質對會計師獨立性之影響時,在應計數與Basu反迴歸模型中,大抵呈現出訴訟風險愈高的公司,及審計品質愈佳的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客戶之會計處理會愈保守。
過去我國對於財務報表品質分別與獨立董事、財會專家及女性董事等均有相當多的研究,本文以董事會多元化的三個指標—女性董事比率、獨立董事比率、董事具備財會專長比率,加入會計穩健性之代理變數,研究董事會多元化及會計穩健性的交互作用下,與財務報品質的關聯性。 本研究以2017年至2021年之我國上市公司作為觀察樣本,實證結果顯示,女性董事比率與財務報表品質呈負相關;獨立董事比率、董事具備財會專長比率分別與財務報表品質均呈顯著正相關;會計穩健性與財務報表品質呈正相關。董事會多元化、會計穩健性與財務報表品質具正向關聯性。
邇來,受到國內外接連爆發公司財務報導不實事件的影響,財務報表可靠性再次受到各界訾議。而加強財務報表相關人士的法律責任,是在一連串公司財務報導不實事件後社會大眾形成的共識,但在台灣的法律環境下,法律責任的加重,是否真能提昇財務報表的品質?在實證上則付之闕如。本研究利用台灣上市(櫃)公司第一次赴海外集資為情境,以異常應計數的絕對值作為財務報表品質的替代變數,比較海外集資前後有關異常應計數絕對值的變化,並進一步探討不同集資國家法律責任的輕重及海外集資的規模,對異常應計數絕對值的影響。本文實證結果發現,當台灣上市(櫃)公司赴海外進行募資時,募資地點與募資金額規模所增加之法律責任,確實會降低異常應計數絕對值,進而有助於提昇財務報表的品質。
本文探討董事會運作與裙帶關係對會計穩健程度的影響,分析董事會運作是否影響董事會監督能力與對會計穩健政策的要求、並探討董事會成員與管理階層間之裙帶關係,是否也會影響企業的會計穩健程度。最後討論董事會運作與會計穩健程度之關係,是否會受到董事會成員與管理階層之間存在裙帶關係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董事會運作因素中,獨立董事設置對董事會監督能力及會計穩健程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是獨立董事兼職則會有負向的影響。董事與管理階層存在裙帶關係對會計穩健程度,雖然並無顯著的直接影響,但會降低獨立董事設置與會計穩健程度的正向關係、及獨立董事兼職與會計穩健程度的負向關係,對會計穩健政策有間接的影響。
中國上市公司自2005年開始進行股權分置改革,企圖修正股份制發展初期為配合國家政策與經濟體制影響而形成的流通股與非流通股並存之獨特股權結構。本研究旨在探討中國股權分置改革對上市公司股權結構所產生之改變,是否會對其盈餘穩健性產生影響,以期進一步瞭解中國上市公司在其制度環境制約下,股權結構與公司治理效率及會計資訊品質的關係。本研究主要包括下列三個研究子題:(1)股權分置政策造成中國上市公司有同股不同權、同股不同價的問題,且流通股不論持股多少都將只是公司的小股東,對公司的經營決策影響有限,而以股權分置改革流動非流通股作為改善公司治理的重要機制,則非流通股的減少是否能提昇盈餘穩健性;(2)中國上市公司大多為國有股一股獨大,股權分置改革後股權結構變動,在國有股減持下,對於盈餘穩健性是否有影響;(3)中國上市公司股權高度集中於大股東,股權分置改革後形成股權分散,大股東持股比例的變動對於盈餘穩健性是否產生影響。本研究以2003年至2008年中國上市公司樣本,運用Basu(1997)及Ball and Shivakumar (2005)盈餘時效性不對稱模型衡量穩健性的程度。本研究主要發現為:(1)中國政府施行股權分置改革流動非流通股確實有可能改善公司治理,繼而提升盈餘具穩健性;(2)政府持股比例愈高有愈不穩健的盈餘;(3)大股東持股比例較少或股權較為分散時,盈餘穩健性較高。
中國大陸是為一個新興市場,其成長及賴以作投資決策之會計品質也多所為人關注。但中國市場因為計畫經濟及特殊的政經環境,形成國有企業的政治關聯性及股權分置現象,而此獨特之股權結構也衍生公司治理不彰及會計品質低落諸多問題,故2005年中國政府開始股權分置改革,希望藉由此一變革,降低其政治關聯性,改善國有企業績效及會計品質。本研究以中國大陸市場A股公司資料檢視政治關聯性及盈餘品質之關聯性,並研究在股權分置改革之後,其政治關聯性與會計盈餘品質改變之狀況。 研究方法由四個構面作政治關聯性對盈餘品質的影響,分別是盈餘的持續性、應計項目的估計錯誤、盈餘管理及盈餘穩健性。本研究使用線性迴歸作中國上市公司盈餘持續性及盈餘穩健性的測試,另外使用Modified Jones Model檢視中國公司盈餘管理程度,最後,由未來現金流量變化之殘差作應計項目估計錯誤的檢測,並以四大方式綜合評估中國上市公司在2003年至2009年總體之盈餘品質,以及2005年股權分置改革前後之盈餘品質改變情況。 結果發現,政治關聯性會使盈餘持續性之迴歸結果中現金流量及應計項目係數均呈現負數,盈餘呈現出較不持續的現象而盈餘穩健性迴歸也呈現較不穩健的負數結果。在股權分置改革過後,應計項目之估計錯誤的現象及盈餘管理程度都微幅的下降。顯示政治關聯性與盈餘品質是反向相關,而股權分置改革的確減輕了政治關聯性會使會計資訊透明度降低的情況。
本研究之貢獻在於整合不同構面的資訊揭露程度衡量方式,並連結股票報酬同步性觀察公司股票報酬隱含的資訊內容以分析機構投資人之持股策略。研究發現資訊揭露評鑑結果對機構投資人有正面的影響;資訊內涵方面,股票報酬中隱含愈多公司特有資訊愈容易吸引機構投資人持股。穩健性檢驗中考量不同的資訊揭露程度與控制變數衡量方式、排除機構投資人持股比例為零的樣本、採股票報酬同步性高的子樣本、或對極端值進行處理後,都得到一致的結果。考量資訊揭露程度的內生性問題,以兩階段最小平方法估計聯立方程組,資訊揭露程度的係數仍為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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