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俄國以不發一槍一彈之方式,併吞烏克蘭克里米亞,震驚西方世界,並相繼對「混合戰(Hybrid Warfare)」展開研究。本文藉研究俄國以混合戰方式侵略烏克蘭克里米亞作戰經過,從中歸納其成功關鍵因素。作戰內涵以特戰部隊為主體,執行非傳統作戰,將作戰重心置於民眾,結合資訊網絡與科技的運用,以複雜與細膩的手段迫使克里米亞屈服。本文分析中共若仿照俄國混合戰方式侵略我國,就風險評估與可能景況,預判我國可能應處思維與方法。
近代武俠小說作家中,以金庸最為華人讀者所熟知,其作品傳遍全世界;十五部小說中之《射鵰英雄傳》與《神鵰俠侶》兩部著作,係金庸最早期之長篇小說,也因此奠定其往後在武俠小說界之地位。這兩部小說取材形式相類、劇情延續,本文藉由華山論劍產生之天下五絕進行異同比較研究,並探索「華山論劍」在金庸小說中所代表的意義及產生的影響。 本文以《射鵰英雄傳》與《神鵰俠侶》為研究文本,分析比較並深入探討華山論劍創作含括的各個部分,依次為人物摹寫、敘事手法、武藝文學及精神內涵等章節,以論述這兩部武俠小說於此層面的異同之處。 金庸是當代武俠小說發展史中極為重要的一代宗師,其作品影響武俠小說與通俗文學領域甚深,本文除剖析「華山論劍」一詞衍變為現代經典名詞之因,另針對「華山論劍」原創特色;分析比較兩部作品中之人物,並探索經典名詞「華山論劍」於小說中的作用。
本文研究重點為50年代「文獎會」中、長篇得獎小說作品之探究。從國民黨因國共內戰失利撤退來臺灣開始,檢討文藝政策失敗的原因,並積極透過官方與黨政合作,展開臺灣50年代的反共文學。在此基礎點上,探討「文獎會」半官方的機構,從1950年至1956年收錄的中、長篇小說,其作家及小說內容中反共議題的探究、對傳統禮教的挑戰及在情感的抒發層面等問題。 本論文以中、長篇得獎小說作品共30篇為主要研究內容,採用文本分析法、文獻分析法和主題分析法,進一步剖析,在反共議題中,對國軍事蹟的描述、對共軍惡行的揭發,以善惡�正邪二分法,來建構國家秩序裡「善與惡」的評判標準。在小說世界中,傳統禮教的挑戰有對男尊女卑的迷思、同姓通婚的阻礙、異國戀曲的困境及女性貞潔進行探討,相對應於現實社會的建構連結,闡述道德倫理意識形態的改變。最後,作家群藉由小說情節的想像與發展,抒發與依託對家鄉的關懷之情、對臺灣的期待之情、受壓迫的怨恨之情,細究情感面的探討。綜觀以上,將作家群遷徙書寫的過程與創作的意念,提出對家國議題、生活面向和語言轉換的看法與分析。 經由上述的討論,歸結出「文獎會」中、長篇得獎小說作品是作家群以「感同身受」為反共寫作,得獎小說的「反共」元素與小說背後的「政治」元素的消漲情勢,小說中的議題書寫、小說出版背景的探討與小說外的作家生活,彼此存在息息相關。在「文獎會」戛然而止之後,留給臺灣文壇創作道路,又邁向不同的格局。
人權保障現已為普世的觀念與價值取向,而人權的制度與理論是依歷史發展非僵化不變的,在歷經多年社會學家與法學家的討論與釋義,「性權」已是人權保障的一環。本文在此即是討論「性權」如何成為人權的一環,在法律的位階上如何推導出性權的基本權面向以作為抵禦國家干預、要求國家給付的權利性質。 本文首取經於在此議題上較完整發展的歐洲,以20世紀以降作為泛歐人權保障風向球之歐洲人權公約與人權法院裁判作為主要的法律分析,在本文篇幅中所討論的標的「私人性生活的干預與保護」中,歐洲人權公約將其權利依據涵射在人權公約第8條有關私人生活的保護領域內,並以近半世紀的裁判發展累積出相關的案例型,包括:性傾向、性別認同以及性行為。在介紹相關裁判例、內國法制發展以及泛歐對於相關性權與法律連結的社會運動後,本文亦欲以此與我國現今的法律與社會現況做對照,討論國家對於相關私人性生活的管制和干預是否合理、面對國家權力所架構出來的性秩序是否恰當、各種性樣態的介入管制種類或保護領域是否足夠。 本文架構上,在第一章首先提出問題意識,回顧國內相關議題的討論方向,說明本篇論文欲結合法釋義與社會研究的觀點,在法規範理論與社會現實間找出可能交流的平台—國家的干預和保護,以此作為討論私人性生活的主要觀察點。第二章,本文以整理歐洲性文化史的方式理解歐洲現今在面對相關議題處理時可能涉及的考慮層面,如宗教、地域性等,並以歷史上人權意識的崛起為切入點,介紹在歐洲人權公約於20世紀成型後,人權法院面臨與性議題相關的人權保障如何適用公約的審查和對國家要求盡積極保護義務的理解。於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分別整理與介紹歐洲人權法院面對性傾向、性別身份認同與性行為相關案例時如何審酌與認定涉訟國的干預或不作為是否侵害人權而需修改該國法律,以及相關議題國家干預或給付程度的發展是否符合該性少數族群的需求。最後在第六章本文擬以前文一再提及的國家保護與干預觀察歸納出一個保護層次上已發展成型的模型,並比照與推論我國相關議題現今在憲法層次上如何發展出「性權」的概念,並觀察與評論發展的概況、大法官已作成的相關解釋與法令的推動及頒布,藉以討論國家在面臨性(別)傾向、性自主與性秩序此三者看似獨立卻又可能相互衝擊的概念上,提出對於「性秩序想像」的錯誤理解以及尚待發展的性權保障層次的看法與結論。
東方出版社「世界少年文學選集」與光復書局「彩色世界兒童文學全集」在臺灣兒童文學界都佔有重要地位,兩套選集都是從日文本翻譯的世界名著改寫作品,卻都抹去了日文源頭的痕跡。收錄作品中有些原作是非兒童文學作品,含有兒童不宜的元素。本研究以情色元素為主題,研究文本為《三劍客》與《亞瑟王之死》,比對收錄於兩套選集的中日文版對情色元素的操縱。 比對結果顯示偕成版、講談版、東方版將幾乎所有情色元素「淨化」,小學版與光復版則保留較多情色元素與故事細節,但也會刪除或淡化過度情色的部分。改寫本遇到劇情需要必須保留部分情色元素時,傾向貶低女性角色,維護男性角色的正面形象。比對過程中也發現,日文改寫者決定了大多數對於情色元素的操縱,而中文譯者幾乎照單全收。改寫本的出版年代不同,比對結果的差異顯示社會與兒童文學價值觀隨時代演變,對於情色元素的接受度逐漸提高,改寫本能保留的細節也更多。
李贄與許筠二人可以進行比較研究的基礎,基本上可分為兩大層面加以說明。一為個人才性氣質的近似,另一則為整個社會文化與歷史處境的類同。 其實李贄與許筠倆之間,是否直接交流,沒有確實的證據,並且許筠直接受到李贄的影響與否也難以證明。儘管如此,中國和韓國,距離遙遠,完全不同的環境、文化背景,怎麼會出現思想、舉止那麼類似的人物呢?尤其如李贄與許筠般的人古代傳統社會極其罕見。讓人注目的是,可和李贄相提並論的人,除了朝鮮的許筠之外,無人存在。 所以如此,乃因當時代中韓兩國文化交流頻繁密切,加上兩人所處的社會歷史情境都面臨社會歷史轉折的調整期。 李、許二人雖未曾謀面,卻因中韓交流的密切,使許筠晚年得以一睹李贄的《焚書》;此外,在兩人之間還出現一個隱然間接連結兩者關係的人物丘坦,同為兩人好友的丘坦和兩人的交遊歷程,其實頗耐人尋味,這件事亦可視為許筠與李贄之間緣分的端倪。 在李贄與許筠的比較研究時,丘坦和許筠二人的密切關係頗為重要。因為丘坦是李贄少數摯友之一,長時間與李贄親密相處,受其思想深刻薰陶。許筠閱讀的《焚書》亦可能經由丘坦而得之。尤其李贄頗欣賞丘坦放達且不拘格套的個性,許筠的個性正是如此,並且許筠亦像丘坦般被世人稱為「敗家之子」云云,所以丘坦與許筠一見如故,自是理所當然,進而可以推知李贄、丘坦與許筠個性氣質上具有許多共通之處。意即以丘坦為中介看李贄與許筠二人在個性、言行舉止及世界觀等諸方面都極為近似。是以我們可說李贄與許筠比較研究有其重要意義,在二人個人才性氣質乃至彼此所處的文化社會網絡上,均有密切相關,而值得進一步深究其意涵。 李贄與許筠的比較研究,第一、確實需要透過兩人遺留的文獻做深層的分析二人的性格。二人的性格與當時人截然不同,只看二人的性格,可說具有現代人般的個性,既獨特又自由自在,因此當時傳統儒者總是無法了解他們的性格而言行舉止,其結果歧視他們,逼迫他們。人的性格本來是與生俱來的,李贄與許筠任性不羈、隨心所欲的性格的確是與生俱來的,而且二人都一生持著寧死不屈的自尊心活著。因此他們倔強的性格產生非妥協的態度,畢竟得罪世人,引起與社會衝突,終於被社會排斥。第二、再追查思想變化過程究竟是如何。一個人的思想一定受到當時社會的風氣。這就是與後天培養的個性有關。研究李贄與許筠的時候,必須考慮當時明朝和朝鮮朝朝的社會背景。十六、七世紀,明朝和朝鮮朝都政治上、外交上、經濟上、文化上遭到動盪不安的時期,即兩國都受折磨內憂外患。然而當時執政者只圖謀自方的利益,視若無睹社會矛盾。本論文討論李贄與許筠對社會影響關係,以此檢討二人的思想在歷史上的價值和意義。第三、必須要察看李贄與許筠的交遊關係,而後檢討他們之間思想交流或影響如何。一個人的思想形成及發展過程中,交遊關係極其重要。關於李贄,受到陽明學的影響甚大。特別注重泰州學派的人物當中與王艮、羅汝芳、何心隱的關係,基於這樣的內容,略加討論李贄思想形成過程及發展。關於許筠,著眼點是他的思想如何形成。因為整個朝鮮朝當中無人和他一樣匪夷所思。所以詳細分析他的師生和交友關係。另外得討論有關佛教的問題。朝鮮朝開國以來始終堅持排佛崇儒,絕對不容許儒家以外的思想。然而朝鮮朝的儒家思想只以性理學為宗,其他儒家思想不但不重視,甚至把它視同斯文亂賊。這樣的情況下,身為儒者閱讀佛經十分危險,恐怕遭受斯文亂賊的譴責。可是許筠在他的著作中大膽地提到閱讀佛經的事情,可見他對佛教的態度相當肯定。 十六、七世紀,對明朝和朝鮮朝而言,是在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諸方面頗為重要的時期。這篇論文主要的論題,就是闡明明朝的李贄和朝鮮朝的許筠,生在不同的國家,活在不同的社會環境,為何有那麼相似的意識形態,而探討他們被當時人及後代人侮蔑到指他們都稱為「儒教叛徒」的原因如何。 本論文擬以六個著眼點為主討論。 各章大意,第二章:李贄與許筠生存的時期考察,理解其時代背景。雖然兩人生存時期有點落差,但是明末與朝鮮中期(相當於萬曆間)動盪混亂的局勢相似。可分為兩大部分,即生平簡介和社會及思想方面。 第三章:李贄與許筠兩人的為人風格及交遊關係。敘述兩人個性上的相似點,而且二人相交的人際關係。 第四章:非主流思想對李贄與許筠的影響,以及他們產生的效應。就是說討論二人對佛教和道家及道教的看法,而後檢討二人的三教合一思想如何形成和其思想的相似點和相異點。 第五章:比較二人的文學觀,二人的文學理論如何反映實際文學作品上。即以李贄的「童心說」和許筠的「文說」為主討論兩者的文學觀,且以二人所寫的「記」、「傳」、「論」、「說」來比較著作上的類似點,最後討論他們對文學史上的成就。 第六章:檢討二人的思想如何衝撞傳統社會體系。分為五節,各節討論在著書上表現出來的二人對社會的批判,究明本研究的目的,二人思想的精髓。最後討論他們的思想被社會非排斥不可的原因。 故本文所研究的主軸,不只是單純探討李贄與許筠之間的差異點的比較,也將兩人在個性、舉止、思想、人際關係的類似點找出來闡述。 這本論文的主要研究成果在於應是第一個比較完整由思想、文化及時代背景等方面深入比較二人的研究,所以李贄與許筠的比較研究不只是比較兩個不同人物,而是透過兩個人得知當時明朝和朝鮮朝主流思想、文學之外的非主流趨向。 李贄與許筠生存時期相近,面臨的歷史與社會現實也一樣動盪不安,當時雖亦有其他特立獨行者,但要像李贄與許筠這般引起傳統儒者的公憤,實屬罕見,二人對後世影響至大。 李贄與許筠都按照自己的信念而活下去。然而當時社會絕對不能允許脫離所謂儒家所定的倫理綱紀。尤其朝鮮社會在思想方面比明朝更加僵化,因此程朱理學以外的思想都視為異端。二人生存的時代,絕不容納違背社會主流的思想與行徑,絕不允許混亂社會主流設定的體系。 關於李贄,及至五四時期才開始發現他的真正價值。到清朝為止,五千年相繼的傳統社會告終。這段期間許多因襲面臨辛辣地批判,尤其支撐傳統社會的儒家思想,已經喪失絕對的權威。五四時期的知識份子為了建造新中國奮鬥努力當中,喊「打孔子店」口號的吳虞,在歷史裡找出李贄,以李贄的思想為開闢新時代的端倪,讚揚李贄超越時代的自由精神。從此以後,李贄的思想影響到現代進步思想:關於許筠,朝鮮時期終無平反,但及至十九世紀後期,朝鮮危急存亡之秋,《洪吉童傳》大量普及,廣泛流行,紓解老百姓在現實上感到的鬱憤,是因為當時民眾十分認同許筠在《洪吉童傳》中描寫洪吉童面對社會的積極行為。雖然小說上的洪吉童是許筠創造的虛構人物,但洪吉童是包含朝鮮百姓的心願,希望成就其心願的民眾英雄。韓國學者發現許筠的價值比李贄晚二十餘年,即1930年代末才開始注目,在這之前二人死後大約三百多年期間,二人在世人的腦子裡消失了。 然而二人留下的著作並未消失,尤其他們所提及的各種社會問題,啟發後世人,成為引起新學風的契機。在文學和思想方面,二人都可謂連接前後時代的橋樑。因而二人的思想價值與意義雖在當時代未獲重視,反倒於晚近再受矚目,他們的特立獨行於今看來,猶如預示新時代即將來臨的先聲,而成為古代至近現代轉捩點上的思想先驅者。
本文探討康熙至乾隆年間,詩學上雅俗及性情的嬗變,由「別裁」呈現沈德潛一貫溫柔敦厚的詩教觀,從《清詩別裁集》的修訂及閨閣詩、僧詩的收錄,展示其詩學思想的調整及詩歌史觀的價值,並以《宋金三家詩選》中東坡、放翁、遺山詩的編選及評點,呼應其溫柔敦厚的堅持。 另外,以「知味」為袁枚的感官詩學歸納出以「味」論詩的取向,先以研究述評略論目前研究,展現本文在袁枚感官詩學方面之補足。再梳理其詩論中所讚賞、所批評者,更能描繪出其詩學基本風貌,亦即以「味」論詩的核心精神。最後再以《隨園詩話》、《小倉山房詩集》、《隨園食單》呈現其「知味」的性情,並由味的引入,看出此際情的駁雜的詩學現象。 杜詩性情的雅正,及清人對杜詩的批評也有許多值得探討之處,清人的杜詩學是具有理論意義的批評行為,此時作為「經典」而成被述對象的杜詩,不再只是以威權的姿態邊緣化其他藝術成果存在意義的作品,而成為一個交流的平台,一個開放的場域,各種不同的論詩主張,皆可以在這個平台上與其他不同的理論相互交流,彼此印證。因此「杜詩學」可說輔弼了某些詩人理論的建構,而杜詩本身在這個過程中也得到了極大的回饋。從王士禛、沈德潛、袁枚這些大家討論、批評杜詩的態度中,除了得以重新認識杜詩的價值,也彰顯杜詩對古典詩學的影響與意義,清初詩論風貌也有了更完整的展現。 艷詩展現了由雅正向通俗的流動,漁洋早年愛好與人唱和香奩詩,這構成他早年詩歌創作醒目的一部分。後來他不再撰寫香奩詩,將香奩詩完全置於「精華」之外,其詩歌理論和創作也轉向神韻說。這種由重情說到轉向神韻說、從賞俗到趨雅的變化,對於認識清初的詩學思想是很有意義的。沈、袁二人在艷詩的理解上也存在很大分歧,沈德潛認為無關於人倫物用,無補於世道人心的艷詩,並不具有可取的感人之處,因詩篇中所敘寫和表達的情感,無法符合「雅正」而不「偏邪」的儒家詩教宗旨。袁枚則批判了沈德潛對艷詩的排斥態度,以為艷體不足垂教的問題,袁枚提出了質疑。袁、沈之爭,說明不同評論者對艷詩的理解差異很大,態度也因之大相逕庭。
八十年代作為當代中國一個尷尬而且複雜的時代,它所肩負的重任包含對十年文革的反省與對新的文化/文學主體的尋找與建立。這些讓中國重新走向世界的方法,或藉傳統/現代的認知來反省現代如何接續傳統的問題,在「反傳統」與「西化」的論辯中進一步突顯出中國文化主體本身之所以產生變革的獨立性;或從現代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中作為國家政治與意識型態仲介的農民,和書寫土地的知識份子兩者之間所形成的「鄉村論述」,是否可以作為當代「一體化」結構的載體之探討。此攸關超穩定結構的文化論述如何累聚為尋根意識的前趨,從它的歷史意識及主體性思考與尋根意識的嵌結,兼而論及當代知識份子的主體位置與「鄉村論述」的意義,作為本論文探討的起點。在文類的探究方面,本論文分別從西部詩歌、朦朧詩、尋根小說等三個部份,察看並試圖從八十年代文學史發展的線性脈絡中形構出文學主體性建構的過程。比如從作為尋根思潮前奏的西部詩歌,其所蘊含的個人主體意志的書寫與西部意識的形塑、及大西北文學主體性的揭示。還有朦朧詩從國族話語走向文化尋根與個人心史的兩條路徑中所建構出的文學主體性面貌。在尋根小說方面則結合尋根理論提出之前的「知青鄉村情意結」與文化風俗小說呈現的人性描寫、地域文化書寫來回溯尋根小說文化主體性建構的過程,輔及尋根作者的土地書寫所隱含的內在的文化焦慮,再藉由一個具有外在文化他者(西方話語對尋根論述的作用)與內在文化他者(考察與調查的現代傳統)雙重內涵的「文化考察者」理路,試圖以其知識份子的身份介入鄉土的論述來達到尋根小說的主體性發聲作用,來論證尋根小說終於在「鄉土中國」這樣的集體認同中找到文化主體。在文化主體性的確立與建構的基礎上,以「尋根意識」思考這類寫作中所夾藏的文化批判與「尋根性」涉及的文化續接問題與轉變意義的相關討論,進一步指陳尋根文學內在存在的尋根矛盾與最初的尋根期待之間的裂縫,試圖多面向的呈現尋根小說的面貌與內涵。本文進行的八十年代文學主體性的建構與尋根意識的發展之研究,主要在於找出「八十年代」文學在當代所代表的意義,它代表對過去時代及其相應於那時代的文學形式與文化產物的一種告別和棄絕;同樣的,它也意味著中國知識份子在試圖掙開內部的政治話語鎖鑰之餘,相應於西方話語和世界文學潮流等文化異己(the other)的侵逼與對照下,自覺的朝向一條返身民族文化與農村經驗找到「文化自我」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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