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月令》一篇紀錄一年十二月之政令。本文嘗試比對〈月令〉與《春秋》三傳內的對於田獵、講武治兵的記載,考察〈月令〉秋冬治兵思想在春秋時期的實行情況。《左傳》實錄春秋史事,可以四時農隙講武,治兵並無時令限制,可以臨事而行蒐禮。反觀《公羊》、《穀梁》二傳,蒐禮時令有嚴格限制,反映蒐禮當在秋天舉行為正,對不時之蒐每每譏之。由此可見,〈月令〉治兵思想不行於春秋,二傳作者卻已受秋冬主殺思想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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