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討台灣八○年代科幻小說如何從以國族認同政治及冷戰對峙經驗為主的「大」政治書寫逐漸轉向多元寬廣的「小」政治書寫。第一部份討論國共對峙時期國族論述與張系國、黃海作品間的關係。張系國、黃海的「中國風味科幻小說」與八○年代的「台灣本土化論述」在國家認同立場上形成強烈對比。筆者認為,具「中國風味」的科幻小說削弱了作品裡的批判力道。至於葉言都的作品則體現一種凡周遭事物皆需經過政治解碼的感知模式,對台灣戒嚴時期的經驗有相當細膩的刻劃。第二部分探討黃凡、張大春與平路作品的共通之處,乃是對國家、民族或全人類等大敘述的質疑。在八○年代政治正確意識抬頭的時代氛圍下,黃凡漸漸由對政治的懷疑轉向對抽象哲學概念的思索,此轉向可解讀為作家反實際政治的「美學政治」。至於張大春與平路則更積極運用科幻空間來探索台灣後現代情境下的主體經驗、商品消費文化、歷史記憶、身分危機、或性別關係等議題,兩者為台灣後現代科幻創作立下不可抹滅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