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中日戰爭爆發後,日軍旋即於同年9月進駐山西省大同市,對位於該市近郊的雲崗石窟發佈保護命令,展開石窟的保存與調查活動。起初有限的交通手段,由於石窟作為觀光地而有所整備。自鶴田吾郎、長谷川春子等人開始,日本美術家頻頻造訪,以畫筆或相機留下紀錄,回國發表。如此同時突顯了日軍於當地進行史跡保護的成效。雲崗石窟自1910年代中期起,透過審美書院發行《東洋美術大觀》等以專家為對象的美術全集,或高價的專門書,而被介紹,另一方面於關東大地震後,平凡社低價版的《世界美術全集》刊載相關圖版,使其作為世界性美術遺產的認識普及於一般大眾。長谷川三郎也是於旅行中國途次造訪石窟的一人。當時他作為抽象美術評論家,以不分古今東西的寬廣視野評論美術,在1938年9月,不以畫筆,而是持起相機,迎向此世界性的古典遺產。從長谷川三郎回國後隨即發表的攝影、遊記,與之後的「鄉土誌」攝影連作,可見他在流動的時局中,摸索欲確認作為畫家、美術家的自我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