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日抗戰能否勝利,是當年中華民國存亡與否的關鍵,因而如何動員全國人力投入這場生死之戰,成為中國國民黨政府最重要的課題。戰時的重慶,不僅是全國黨政軍重心所在,更是維繫抗戰命脈的經濟與工業生產中心。因此,該地區工業生產穩定與否,勢必直接影響抗戰戰力的持續力度以及大後方社會經濟的安定。如何快速提供較佳且穩定的生產環境與條件,以增加工業生產,可說是國民政府在搶運沿海工業進入重慶等後方城市復業的重要課題。然而,由於重慶地區工業生產所依賴的原料、電力、產銷市場及勞動力,原本就存在不足與不均衡的問題;因此,儘管國民政府透過總動員法及其他相關法令加以控制與解決,卻因受限於當時的大環境而無法徹底化解問題,只能以統制分配的方式作為因應之道,以至於間接造成重慶地區工業發展自民國31年(1942)達到高峰後,隨即逐步衰退的現象。1如此一來,不僅逐漸出現惡性的通貨膨脹,更進一步迫使許多工廠裁員或歇業,造成嚴重的工人流動,這對於當時重慶社會的確帶來沉重的壓力。尤有甚者,由於工業內遷2至戰時首都之後,重慶地區因工人不足形成的流動現象,早已困擾當局及工業界,自工業衰退之後所造成的另一波工人的流動,更是加深了此一問題之嚴重性,影響不謂不大。本文針對戰時重慶工人持續流動的情形、原因、影響,以及政府與工業界的因應防範措施作深入研究與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