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探論《聊齋誌異》時可見，蒲松齡有諸多作品廣義地涉及佛教徒形象的書寫，這些佛教徒包含僧尼、居士、附佛之外道，其中惡多於善，故也使歷來諸多研究者以為蒲松齡在宗教上的態度為崇道抑佛。然而，是否真是如此？〈長清僧〉和〈樂仲〉此二作不僅情節曲折離奇、炫人耳目外，其情節和人物之刻劃、擇取中，皆可顯見他對佛教精義之掌握，更可揭示蒲松齡對於戒與象／相之深究。是以，若謂蒲松齡並非不解佛教的小說家，那麼他筆下何以有如此多負面色彩之佛徒？而本篇論文所欲解決之問題，乃以其〈長清僧〉和〈樂仲〉這一僧一俗為主要探論對象，從此二作之廓清，以得見其所欲重建的佛家戒律典範，及所欲破除的教界亂象，此即文章標题之「立」與「破」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