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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arian Policy and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1895-1945
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年中國大陸與台灣的農村政策及農業變遷
並列摘要
本文試圖比較中國大陸與台灣在1895至1945年間的農業發展，敍述與增加農業生産有關的機構，並討論促進這些發展的政策。台灣自1900年以後即已開始經歷農業革命，而中國大陸卻沒有經歷到。台灣農產增加較人口增加迅速得多，而大陸的食物生產率則僅僅比得上人口的增長。大陸農民自1890年以後提高農作物專業化，並在傳統耕作技術所給予的有限度的機會下繼續獲得一些利益。因此産量確曾慢慢增加，農民的勞作足以供應鄉村和城市的需求，而不至於過分依賴糧食的輸入。相反的，台灣農業商業化卻帶來了急速的技術變更。其直接影響爲產量與剩餘農產運銷的激增。當產量開始增大的時候，農村的眞實所得也漸漸增加。我們若將一戶的預算數字作一番統計測驗，便可發現生活程度有適度的改進。這個測驗係用最小自乘數的方法把開支納入一個複累減方程式，從而尋求出食物與其他用度的部分彈性係數。由於食物用度部分彈性係數在1921至1941年間的下降，可以看出當農村所得增加時，農民支出僅小部分用於食物，其他項目則佔大部分。1951年以後這個係數顯示下降，象徵戰後又恢復戰前的趨勢。1928至1937年間，國民政府曾經實施一種類似日治時期日人在台灣所創始的農業計劃。此計劃爲建立一種農業機構，包括農業研究站和農業推廣組織，以促進新技術的傳播和新設備的介紹。這種政策的施行有賴於家庭農場的參加與活動。但因國民政府統治時間短促，國民黨農村政策的影響甚難估量。台灣方面，日人所設之農業推廣機構使家庭農場能利用農作新技術和新設備。國民政府的農村政策既和日人相類似，而兩方面的家庭亦甚相同，吾人甚有理由推論大陸終必經歷和台灣一樣的「綠色」革命。這是一個極有趣的結論，因爲它提示社會經濟改革，如土地改革之類，可能並非改善亞洲農業的必不可少的方案。從大陸和台灣的歷史實例研究看來，最需要的似乎在於對家庭農場供給新農作設備和對農民授以使用方法。鑒於肥料和品種革命現在已在亞洲風行，這篇以家庭農場作爲改變傳統農業的媒介之農村政策的比較研究，似很合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