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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ung-meng hui Central China Bureau and the Wuchang Uprising
同盟會中部總會與武昌起義
並列摘要
最近十年來，有關辛亥革命運動之中外著述頗多。武昌起義之經過及其成功之因素，歷史家已有深入之研究。然而，儘管現存文獻足以證明湖北革命組織是獨立性的，在革命行動上有自動自發臨機應變之才能，一些學者還認為武昌首義事前之發展和部署，是受了同盟會中部總會之影響。他們相信，自中部總會在上海成立以後，就把整個長江流域之革命領導權接受過來，一面重整黨之組織，一面策劃軍事行動。是以武昌首義得以成功，中部總會實為樞機。這個說法，與事實不符，中部總會與武昌起義之關係，當有重新商榷之必要。中部總會發端於一九○九年，成立於一九一一年七月。其目的在領導長江流識之革命運動，計劃以湖北為策畧中心，武漢為倡義之區。一俟湖北舉事，則令各省響應。可是計劃與實際行動有很大差別。從中部總會之發展及其與湖北革命團體之關係，可以看到下列各點：（一）中部總會對湖北革命運動情形缺乏深刻之認識─湖北革命運動，始自一九○三年，是時武漢少數知識份子俱認為革命非運動軍隊不可，邊投身軍旅聯絡士卒。革命團體相繼成立，如科學補習所、日知會、群治學社、振武學社，以迄文學社，實一系相承，始終以軍隊為革命運動中心。此外，還有從日本回國之湖北同志成立之共進會，自一九○九年，也專意從事顛覆新軍活動。故革命力量集中而堅強。黃花岡一役，湖北黨員，蠢蠢欲動，遂有促進內部團結，聯合文學社與共進會之意。斯時，中部總會還在籌備中。（二）中部總會在武漢沒有成功地建立領導性之聯繫－中部總會成立前，黨員譚人鳳已受命促使文學社、共進會按照同盟會章程，從新組織為湖北中部同盟分會。可是這不足證明文學社、共進會聯合之策動力乃來自中部總會。反之，事實證明湖北同志在八、九月舉行聯合會議，主要是由於內部組織所需，並沒有受外來勢力支配。當他們決定兩團體統一指揮，計劃起義時，中部總會不僅沒有參與其事，而且事前一無所知。事後宋教仁、黃興等雖被邀蒞鄂，領導起義，鄂人獨立進取之氣性，顯而易見。（三）中部總會對武漢發難之期缺乏影響力－舉義之期，中部總會本採愼重之態，其宣言有云：「舉義必由總會召集各分會決議，不得懷抱野心，輕于發難。」當南京支部於八月相繼成立時，宋教仁定一九一三年為大舉之期，蓋恐各處過於急躁，故有此宣告。九月中，川、湘、郁、粵四省紳民反對清廷鐵路國有政策之風潮日趨擴大，宋氏突感起義時機已臻成熟，乃促川人由消極之爭路門爭進於積極之爭取真正民權之立憲政治，同時命長江上下游及秦、晉各省，速為整備于十月十一月間起義。九月底，鄂代表居正等抵上海，催請宋等迅速往漢主持大計，宋竟猶豫不決，蓋甫獲鄂友人一函，力言湖北不能發難。宋之愼重，固見乎簡端，惟對鄂同志多年運動之情形，猶有所未悉，乃錯過領導武昌起義之大好良機。（四）中部總會與鄂同志起義前後之關係引致民初寧、漢齟齬－革命爆發不久，中部總會與同盟會企圖奪回湖北革命之領導權，計不逞，結果與武昌政權發生磨擦。其後臨時政府組織時，武昌與上海、南京互相爭權奪利。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寧、漢之爭，猶未息也。儘管如此，中部總會成立於「橫流之日」力圖進取，對革命運動亦功不可抹。它象徵一個新的團結力量，在長江流域革命組織內起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聯繫作用，並給革命運動帶來新的元氣、刺激和動力。倘使革命爆發能延遲兩年，也許中部總會可以扮演一個更為重要的領導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