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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ng Shang-Jen and His T'ao-Hua Shan - A Dramatist's Reflections on the Ming-Ch'ing Dynastic Transition
孔尚任與《桃花扇》－一個戲曲家對明清朝代轉換的歷史教訓的探討
並列摘要
在中國歷史上朝代的轉換常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扭轉與關鍵點，因爲在這轉變期間新的政治制度與統治階級，新的經濟政策，新的社會方針，新的軍事組織方式，新的思想種子，與新的道德規範等都逐漸蛻變而出。新舊制度、思想之替換常需很長的時間去調節與適應。在這一段調整時期，最受影響的無過於知識份子，因爲他們不但在政治與物質環境方面需要調節適應，在思想方面－尤其是「忠」的歸屬問題－更面臨極爲複雜與多變的諸多挑戰；另外，他們還要檢討前朝亡因與本朝興由以盡他們所崇信的歷史責任與指出當朝應走的道途。正因如此，知識份子在這段時期內多透過史學上的、文學上的、一般隨筆性的著作來描述、分折他們所感受和經驗到的問題與抒想的議論；這些著作在一方面是研究中國歷史的最豐富的文獻之一，在另一方面更是研究某一朝代轉換時期內思想發展與一般問題的最有價值的材料。十七世紀間之明清朝代轉換是上述這類朝代轉換情况的一個最具代表性者之一。它的一般歷史重要性與其關係中國近代一切之發展者已是衆皆熟知，但它在思想上也是關係中國傳統思想方法與範疇的演變的一個扭轉點，而在文獻資料方面又是一個最豐富的時期。基於這諸多原因，我們撰述了一部明清朝代轉換期間（約爲一六三○至一七○○）的思想與社會，全書共三册，其中第一册分析這一時期中文學作品－特別是通俗文學作品－內所紀錄、表現、和論述的思想上、社會上、政治上、與個人際遇上的各種問題。全册共六章，另加導論與結語，本文便是本册中的第六章。本文以清初文學家孔尙任（山東曲阜人）與其最負盛名的戲劇《桃花扇》爲討論中心。首先簡論孔氏的家庭背景，個人經歷，以及思想淵源。其次詳論《桃花扇》的寫作動機與其在思想史和社會史上的特殊意義。孔尙任（1648-1718）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後裔。自幼工詩賦博典籍；弱冠卽以道統爲己任。到中年已在孔族享有博學和精通禮樂的聲名；他卅五歲時（1682）被委任修《家譜》及《闕里誌》；次年又被派去教鄒魯弟子（共選出七百人）祭孔禮樂，並同時負責採訪工師製造禮樂祭器。一六八四年康熙帝到曲阜祭孔廟。孔尙任和族兄孔尚鉝被選爲皇帝特用講書員，祀禮之後在御前講學。講學之後又引駕徧覽闕里聖蹟，應對從容，康熙很賞識他，特任他和尚鉝做國子監博士。一六八五年，孔尚任雄心勃勃，抱着經世的理想到北京任國子監博士之職。（因爲他認爲漢唐以來，儒生報國皆由此途。）他的雄心壯志很快地就幻滅了，因國子監博士是閒職，離他想像的能參與國事民生大計甚遠。他大半時候無所事事。從一六八六年到一六八九年他被派到南方佐理孫在豐（工部侍郎）到江淮疏濬黃河海口。按理說疏濬河道應是實職，他應該感到有事可做，有所作爲。事實上不然，在官塲上一切皆是因循苟且，敷衍塞責；沒有人眞正做事，也沒有人能有機會做事。他政治上的理想到這時候完全破滅。雖然如此，在南方這幾年的生活體驗却奠下他日後寫《桃花扇》的基礎。因《桃花扇》寫南明弘光朝的興亡，發生地就在南京揚州一帶。在南方的幾年，耳聽目睹使孔尚任對南明政治增加了很多了解，伏下他想寫一部南明興亡史的種子。一六九○年孔尚任囘到北京，他對戲劇的興趣就在他囘北京後開始。一六九四年孔尚任和他的朋友顧彩合作，寫了他第一部戲曲《小忽雷》。《小忽雷》的成功促使他進一步對戲曲努力。一六九九年《桃花扇》寫成，立刻轟動一時，使孔尚任成爲清初最負盛名的戲劇家之一。《桃花扇》是用崑曲體式寫的，一般習慣上皆稱它有「四十齣」。（不包括第廿齣後的「閏廿齣」和第廿一齣前的「加廿一齣」，以及作爲序幕的「先聲」和作爲尾聲的「餘韻」。）它的劇情以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和名妓李香君的戀愛故事爲經，以弘光南渡，奸臣誤國的恨事爲緯，是一部實事實人，有憑有據的歷史劇。《桃花扇》書成，「王公薦紳，莫不借鈔，時有紙貴之譽」。上演時更是轟動一時，比美十年前洪昇所作的《長生殿》（在本書第五章對此劇有詳細討論），被譽爲清初劇壇的「雙璧」。但就在書成的第二年孔尚任就「因事罷官」。孔尚任的「罷官」和洪昇的「罷官」正巧合：兩劇皆在傳至內廷後才發生劇作家被革職的事件。因此當時有人說孔尚任是蹈洪昇覆轍－對清廷有所諷刺－因《桃花扇》問題罷官。本來戲劇扮演近人近事就容易犯忌諱，尤其《桃花扇》劇中多明末清初政事，嫌疑更多，但從各方面的資料來推敲，似仍無法證明其說。反對孔尚任罷官是因《桃》劇的人最主要的根據是孔尚任本人沒有反清思想。以尚任與康熙遇合之雅，被恩之隆（尚任自稱爲「不世之遭逢也」），加上《桃》劇中頗多對清廷的歌頌。例如清兵的入關被解釋爲「殺退流賊，安了百姓，替明朝報了大讐。」這些事實似皆可證明尚任沒有强烈的反清情愫。但孔尚任本人有沒有反清思想並不重要，當時一般看《桃花扇》的人如何解釋《桃》劇才是最重要。這便囘到本文的主題《桃花扇》的主要思想是什麽？《桃花扇》以侯方域、李香君的兒女私情爲名，實在是寫南明亡國的始末。在此孔尙任是用《春秋》「褒貶」之筆向歷史一一結算：忠貞愛國的予以奬勵，使留芳百世；爭權誤國的予以痛責，使遺臭萬年。這是第一次劇作家如此嚴肅地將歷史的裁判當作他主要的使命來處理。姑不論他對歷史人物的判斷是否皆正確（比如說他對南明諸將如史可法、左良玉、黃得功等都有程度不等的袒護），他提出來的問題－南明亡國誰該負責－對他同時代的讀者和觀衆則毫無疑問地是震撼人心的問題。孔尚任是「以道統爲任」的人。歷史的裁判對他而言就代表「道統」。這本質上仍是儒家一貫的「文以載道」思想的發揮。値得注意的是這歷史裁判的內容。《桃花扇》眞正的英雄是妓女李香君，曲師蘇崑生，說書人柳敬亭等，是孔子所謂「難養」的「女子與小人」；《桃花扇》的惡人是奸臣馬士英、阮大鉞等，却是讀書識字的「君子」，是儒家心目中領導階級的人物。即使男主角侯方域，在《桃花扇》中代表正派的讀書人，但也受到孔尚任深刻的批評。當阮大鋮企圖用厚禮收買侯方域、李香君時，後者的嫉惡如仇和前者的優柔寡斷是一尖銳的對比。由這一對比更看出孔尚任對這兩類人之評價。《桃花扇》對讀書人的批評，和對一般社會下層人物的推崇，充分反映出明清過渡時代之動盪社會對人心的巨大衝擊。亡國的慘痛經驗使人對很多價值觀念有了重新的估價。南明統治階級的弱點－腐敗無能，自私短視，優柔寡斷－在亡國的過程中完全顯露無遺。相形之下民間一些想不到的可歌可泣的行爲便更襯出它們可敬可佩的高貴本質。這樣積壓在人心中的愛國情愫，便很自然地產生了對負亡國之責的統治階級的痛恨，和對一般不直接負責的民衆的歌頌。孔尚任出生在清朝，他本人沒有反清的民族主義的感情。但他對傳統文化的熱愛必然和愛國的情愫分不開的。如果我們說《桃花扇》的主要思想便是愛國主義，大概也是可以接受的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