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與城鎮居民相比，中國農民工在城市／接受的福利待遇具有差序性和歧視性。長期的身份分割塑造了外來人口與本地人口之間的對立與衝突，進而對社會穩定構成挑戰。2011年的廣州增城市新塘事件（又稱「6．11騷亂」）便是典型例子。但與廣州增城市相鄰、經濟結構較為脆弱、外來人口壓力更大的東莞市，卻沒有受到騷亂的影響。本文通過比較這兩個個案發現，兩地的結構性差異來源於東莞市的社會改革。東莞市從2007年以來進行了一場以建立地域公民身份為本位的社會改革，通過包容性的社會治理政策、消除身份差異的新社會保障體系、義務教育均等化、協商與自治機制，快速吸納了外來人口，提升了他們對城市的認同和歸屬感。通過重建國家與公民之間的聯結紐帶，社會政策也提升了外來人口對政府的信任度，重新確立了國家在其社會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從而淡化了非國家的傳統社會力量（例如同鄉會）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