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通過對小說《秧歌》的構思和寫作過程的討論，本文測繪了冷戰初期，張愛玲的文化活動軌迹與冷戰歷史地理情境之間的關係。本文首先論述在1950和60年代台海兩岸分隔的背景下，流寓紐約的胡適和客居香港的張愛玲書信往來，討論《秧歌》和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藉此反思「平淡而近自然」的文學特徵。然後，以互文解讀的方法，探討《秧歌》和社會主義中國初期的新農村電影《太平春》（1950）與《遼遠的鄉村》（1950）之間的關聯，思考身處對立意識形態陣營的文藝創作者，如何回應變化莫測的文藝政策，設定自我的文化位置，尋求可能的藝術創作題材和風格。最後，從敍事風格和性別政治的角度出發，討論《秧歌》中包含的典型文化冷戰敍事類型──間諜敍事，並以此探討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文化冷戰策略與新中國文藝政策之間意味深長的交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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