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方苞於康熙三十一年（1692）論“行身祈嚮”一事作為切入點，對記述其早年治學的文獻進行分析，以考見方苞早年治學因受當時學風與學人之影響，開始轉向程、朱理學的發展歷程，繼而追溯考察唐宋以來古文家和理學家的文道觀及其爭論，探討雙方理解差異之所在。本文也以方苞文道觀的建構作為聚焦點，探討其早年如何結合古文與理學，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進行發揮創新，並於康熙三十一年初步形成獨樹一幟的“文道合一”觀，成為他稍晚創建“義法”之說及其後桐城派倡議文道觀的淵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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