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古代中國，禮制與文學二者有著密切關係。前輩學者曾指出，上古「祝」「巫」皆與文學密切相關。六祝六辭之屬，實乃孕育各體文學之溫牀。故「欲考文章流別」，當「溯源於清廟之守」。文學與禮制的密切關係，不僅可以從發生學角度證成之，亦不妨深入歷代文人思想觀念和創作實踐予以觀照。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詳細探討了各體文學特質及流變，並與吉、凶、賓、軍、嘉五禮關聯立說，表達了「資成致用」之宗旨。迨至隋唐，隨著疆土的統一、國力的強盛，制禮作樂對於國家文化建設重要性日益凸顯，文學創作繁榮興盛，二者雙峰并峙，成為大唐盛世無可替代的文化標識。在盛唐君臣看來，禮樂與文學是相輔相成的：禮樂制度的因革損益，勢必推動相關文學創作日新月異；而文學體式的變化與發展，亦能更好地承載、弘揚禮樂文化。要言之，禮制與文學皆應與時俱進，契合時代之需。當時一流文學家率皆諳熟禮樂制度，蹈揚禮樂精神，創作了一系列以禮樂為主題的文學作品，俾禮樂精神在文學文本中煥發別樣生機。今天再來探討文學與禮制的關係，不唯因文證禮，亦不妨緣禮考文，沿著前人指示的學術路徑，在文學—文化研究、禮學及禮制史研究諸領域開拓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