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的研究要义与启示有三：首先检视有现代西方文明之子美称的马克斯．韦伯的《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在书中的义理主要在于说明与论证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绝然不可忽视的精神动力，以突显卡尔文教派中“预选论”、“苦行论”的理念，从而彰显其“天职”的使命，是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不可少的“入世精神”，也是其他国度文化中“宗教伦理”所普遍缺乏的。再者，韦伯的另一书《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的经典著作中，则一再指陈中国宗教伦理缺乏理性化的过程，其社会仍浸染在巫术的传统中，未能得到解放。因此，中国至明清时代，资本社会仍然未能形成。当代学者余英时教授则以丰富的史料，论证儒家、道家文化在唐末以降，已产生新思想的突破，新禅宗、新道教、新儒家的转化是韦伯论述中所未曾见及的。中国文化不断的与社会现象相互创新，也不断建立内在核心的价值立场，都是韦伯论述的盲点。尤其在明清阶段社会风气的转向，传统四民观念的优位性已然改观，由儒转商、士魂商才己然蔚成风。三者，本文以马华杨忠礼为例，依上述安身立命与创业的过程，检视杨忠礼启蒙教育儒家情怀的培育，家训的要旨、重视伙伴与团队精神，以诚信、坚忍为不断学习精进的精神等作为企业经营的法则，可谓秉持儒家伦理以开创辉煌的事业。杨忠礼机构数十年来跨越全球主要文明区，成功的展现其全球化、多角化的企业规模，其经营模式可说是将新教伦理、儒家伦理、伊斯兰教伦理甚至是犹太伦理多所尊重与融通，也可说杨忠礼先生掌握了各主要文化伦理的精髓，将不同文明融通看作比文明冲突来的更可贵。换言之，本文透过杨忠礼先生的企业精神与实践，看到各主要文明各有所长，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个文明的核心价值有其共通的黄金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