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晚清，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為中心，提倡維新變法思想的新學派，及以葉德輝、朱一新、王先謙……等人為中心，反對新學派所提倡變法思想的舊學派，分別扮演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的思想改革運動及捍衛傳統思想的抵制行動，新、舊兩派思想各具特色，而所激發的論爭，則為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特別之處。新學派可謂中國近代思潮的主體，此派人士曾試圖融會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化的優秀成份，希冀建構新的思想體系。相對的對變革、變法思想持審慎態度，甚至堅持傳統觀念的守舊人士而言，思想上與新學派有明顯的差別，容易予人陳腐守舊的印象，往往被人忽略或遭受批評，殊不知在抵制新觀念、新思潮的背後，亦有其所堅持的理念，及因要批判新學派的思想，仍必須賦予傳統思想新的使命，展現其護衛傳統的主張。因之，晚清思潮的紛然與悠久的傳統思想相較之下，無疑是個重大的變革，這個變革的思想層面很值得注意，而其轉化的過程與內容，更值得深入探究。本文除嘗試觀察、分析新學派者如何突破傳統的桎梏？及試圖抗拒變革的守舊者如何因應變局外，維新與守舊兩派之間，如何以各自的主張針對某些議題展開思想論辯？並在諸多的論爭中，尋出其中的意義與影響，皆為本論文所欲探討的目的。 二、論文內容概要 近代中國由於社會內部危機的加深，以及強大西方勢力的入侵，且受傳統學術經世致用學風的影響，中國的改革思潮即逐漸醞釀，從早期洋務派採「以夷制夷」的態度，僅注重器物方面的改革，至改良派、維新派提出「主以中學，輔以西學」的方式，作為接受西方知識的原則，將改革由器物的層次提升至政法制度的層次，同時亦逐漸產生新、舊思想分歧的情形。可知甲午戰爭前，變革思想已具有大致的理論雛型，甲午戰爭後，更加速了理論與實際行動的結合。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中心的維新派思想家，將今文學家的《公羊》思想作為變法改革的主要理論架構，並輔以西學思想，欲進行各方面的改革。然而維新派的思想愈強大，相對的以抗衡姿態出現的守舊勢力亦隨之興盛，其以護翼傳統文化及君權的絕對性為理念，與維新派進行各方面的論辯或批評。就十九世紀中國的思想環境而言，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維新思想是屬於激進的，與守舊派葉德輝、王先謙等人所秉持的傳統思想，無論是信仰或現實利益上都產生不協調的現象，所以新 、舊兩派之間的關係，從緊張而逐漸對立，演變成雙方在學術、政治、教育……等觀點有相互批判、對峙的諸多現象。 康有為對儒家經典的重新詮釋，原是為了政治改革，然無論是具有破壞性的《新學偽經考》，或是有建設性的《孔子改制考》，就學術創作而言，康氏對儒學的重詁自有其發明與見識，對於中國正統思想的大膽衝擊，亦有其貢獻之處。由於康有為的「劉歆偽經說」及「孔子改制說」的理論太具爭議性，其原意先由學術思想入手，以說服當時的士大夫，但因古文皆偽說與孔子素王改制說，均缺乏確切的歷史與學術根據，甚至添加康氏個人主觀的好惡，在儒學及權威尚盛的時代，尚且無法說服一般的士大夫，更遑論提出反駁的守舊派者。其次，康氏對古文經學的否定，不啻破壞了傳統的價值根源，同時也意味著舊學派所遵循的學術傳統，已面臨了極大的考驗。 守舊派人士對於康氏學說的批判，正是集中於此兩大觀念，一者為「偽經說」；另者為「改制說」，而之所以反對康氏此二學說，乃因康氏對儒家經典的解釋，已脫離傳統的儒學形象，其中更有康氏個人主觀思想的濃厚色彩。守舊派人士所重視的是歷代學者一脈相傳的儒學系統，視為傳統中國文化的價值基礎，相對於康有為所表彰的儒學系統──以《公羊》學與改革思想為中心，雙方的觀念即出現無法相容的現象，自然引發新、舊兩派學術上的論辯。 關於漢、宋學的論爭，新學派對於漢學與宋學皆有所批判，亟欲為中國學術在漢、宋學外，另闢一新的學術領域，藉此提倡並宣揚新學派的各種思想。守舊派之所以推崇漢學，乃訴諸漢學的治學方法為通經之要，崇尚宋學的原因，不外是因宋學言義理，可端正社會風氣，維護倫理綱常，無論是尊漢學或崇宋學，守舊派均欲藉此抵制新學派異議可怪之論的《公羊》學思想，新、舊兩派看待漢學或宋學或今文學的用心及目的皆不同，自然有所論爭。 康、梁等新學派學者最終的政治理想是要改造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其所以欲重建儒學系統，目的即是要形成一個可以接受改造的政治環境，提倡「變易」、「三世進化思想」以做為政治改造的理論依據。新學派提倡民權、平等之說，與舊學派所堅持的三綱五常之說，有著政治上的衝突。民權、平等是法治主義，綱紀倫常，為德治主義。守舊派認為新學派所持的政治思想會煽惑人心，恐導致綱紀不振，為了維護既有的政治秩序，就必需使幾千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秩序及社會意識不受動搖，一方面以倫常觀念內化人格，另方面成為君主專制體系的基礎。從新、舊兩派政治思想的論爭上，大抵可以見出舊學派者於文化道德上，堅守先聖先賢所闡發的儒家信仰，否定康、梁等人所推演的儒學異端，而在政治理念上，舊學派多為清代的官吏或當時的士紳階層，維護以清朝為核心的君權統治政體，而新學派所倡導的民權、平等思想及設置議院的議政方式，皆被視為對當時政體具有危害性而加以批判、反駁。 新學派所發動的思想文化運動，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一次劃時代的重大轉折，其意義、影響不可低估。知識份子因西方文物制度的輸入，以及外力的侵逼，展開了思想的轉變，並在中西、新舊觀念的交錯雜揉下，有著對時代的覺醒，對實際的社會及政治有擴張的影響。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西方工業革命預示著機器生產時代的來臨，中國的教育必須進行課程的改革，除採用西方幼學觀念改革中國傳統的幼學課程，重視民智的啟發、人才的培養，對科舉制度及學校設立以培養有專門人才的問題深刻檢討。 守舊派對幼學教育的思考，並非針對幼學教育而發，而對傳統學術及教育方式的護持是主要目的。對於科舉制度，守舊派的觀點不在於制度本身的檢討，而是科舉內容與傳統經術的關係，以經世致用的觀念做為變革科舉的主要途徑。 晚清教育及文化思想的形成，並非單純的西化問題，而是傳統文化延續的問題，不僅在求新、求變於西方外，並以傳統學識為基礎，融會中西文化，而產生屬於這時代的新觀念，所以中國近代思想的基本特徵是透過中、西學相互滲透，逐漸走向現代化，然就當時的狀況而言，不衝破專制社會所孕育出的倫理價值體系，而僅欲以文化思想的變革，作為走向現代化新價值體系的艱苦嘗試，中、西文化的融合必然無法達成。 新學派在面對衰弱的國勢及強權的入侵下，所提倡的「保種」觀念，一方面已有排滿保漢的意識，另方面為中國種族的強盛，以生物學的遺傳、優生等觀念，認為白種人為優秀人種，而鼓勵黃、白種通種（合種），以企使中國轉弱為強。又有進種改良之說，欲藉人為的力量經時間的演變，將可能產生不良人種的因素加以改良，以達進種、保種的理想，最後藉人種的優良及孔孟教化達至太平世界的理想。 守舊派雖然對於新學派的為合種、通種、進種之說，未能詳辨其中的差異，一概視為將破壞倫理綱常而持反對態度，且黃、白合種、通種，在舊學派者的觀念中已危及「夷夏之別」的文化意識，使民族的自尊與文化的優越感受到嚴重的挑戰，自然引發排拒現象。另者，守舊學派的君權思想，除遭受新學派者反專制主義及民權、平等思想的挑戰外，還面臨更尖銳的衝擊，就是新學派者已帶有反清或反滿的意識，即使其所提倡的保國、保種說，恐含有保中國不保大清，保漢種不保滿種的潛藏意識，因之，守舊派的保種主張，強調「夷夏之辨」與「人倫綱常」等文化意識外，更以保國為前題，藉保國的尊王、君權以抵制新學派的反滿思想。 康有為作《孔子改制考》的目的在於闡明孔子並非述而不作的聖者，而是創教的教主，嚴格說來，康有為所倡的孔教原應指儒家的學術流派，其似有意將儒學引至神聖的宗教境地，認為儒教是宗教，孔子是教主，其真正意圖是欲發揮儒學宗教的特質，尊孔及提倡孔教無非是欲以孔教之尊，一方面藉以行變法之便，另方面藉倡孔教，強調儒家的近代化，以抗抵西方文化的強勢入侵，最終目的乃以救國為宗旨。無論就思想本身或宗教觀點而言，欲將道德的宗教轉換為純粹的宗教，原屬不易之事，康氏建立孔教時的主、客觀條件，均使此一轉化更加不易。 守舊派認為儒家即使不為宗教，卻比宗教更深入中國人的生活，因為孔教是中國文化和傳統的精髓，並以為康有為意圖神化孔子，是影附西方思想，潛移聖教，而視之為「異端」，所以守舊派堅決反對新學派的通教觀念。守舊派對於西教將因「人之持異教也愈堅，則人之護聖教也愈力。」的心理因素而展現翼護孔教的堅決態度，甚至企圖以孔教的傳播「變夷為夏」。 無論是新學派思想或舊學派思想，皆有其特質與局限性，兩派間亦有其相即與相離處，新、舊思想間並非斷裂的，新學派當承繼舊有的思想傳統以開新，舊學派則應接受新學派提倡的器用思想。兩派雖壁壘分明各有立場，然所面臨的無論是學術或政治上的議題，皆是來自於外在學術及政治的變動所致，這是當時的學者們共通的處境。 中國近代的各種思潮乃根植於近代的中國社會，源自於中國傳統思想與西方的自然及人文思想，內容十分豐富複雜，其中有的是中國傳統思想的再現，有的是西方近代思想的呈現，有的是中、西文化融合的結晶。雖然中國需要全面性且大規模的重造，必須超越中國傳統體系的規範，如此撼天動地的局面完成，無論是新學派或舊學派，皆無法體會其中的必要性，然而近代的中國人在接受新觀念衝擊的同時，並未完全動搖對傳統思想的認同感，尤其受過傳統教育的知識份子，仍欲以傳統的思想精髓，相抗衡於西方強勢的文化，以求國家的強盛，此為新、舊兩派論爭下所具的歷史意義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