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在台灣,以讀書會為名的閱讀團體,或是在政府機關的輔導支持下成立,或是由社區居民所主動發起,已在各個社區、地方上蓬勃發展,也有些文教基金會、書店以及出版商所成立的讀者俱樂部,都在大力推動全民閱讀的風氣,從廣播、電視到網路上都有許多關於閱讀的節目以及文學互動討論區;從政府到民間,從團體到個人,閱讀活動正在社會各個角落進行著。 在資本主義社會,書籍不僅是文化的載具,更同時具有商品的形式,書籍需要透過行銷以及宣傳的手法來吸引消費者�讀者的注意,而為了要迎合讀者對某類圖書的偏好,出版社嘗試許多的方法建立起消費者與出版社之間的溝通管道,以求能透過這樣的管道辨識出潛在讀者�消費者,並且藉由持續的互動來引發消費者進一步的購買行為。 參與讀書會與團體和團體一同閱讀、分享生命經驗的閱讀則是除了閱讀的喜悅之外,更多了一層社會性的意涵(邱天助,1997,13-16;林振春,1998),閱讀不能單純化約為讀者與作者互動的過程,其背後尚牽扯到文化出版產業發展的複雜因素。台灣書市的出書量屢創新高,每年新書高達將近四萬種(文建會,2000;新聞局,2001),而如何選擇一本「好書」是現代人共同面臨的困境與迷惑。 本研究欲藉由閱讀團體的參與觀察以及焦點團體訪談等研究方法,探討在閱讀團體中,成員們聚在一起共同閱讀「好書」,一起分享閱讀的心得與生活的經驗,討論會中導讀人對於成員們的閱讀認知是否會造成影響,導讀人或者所謂的「專家」如何選擇、推薦所謂的「好書」,而成員們又是如何看待這樣的「文化專家」推薦機制,專家與成員之間存在了怎樣的權力關係,以及這背後蘊藏了台灣社會文化什麼樣的特性與意義,並建構出閱讀團體中「閱讀主權」的概念面向。 本研究以Foucault知識�權力的相關論述為資料分析基礎,分析閱讀團體中的文化中介者的角色形成以及對於成員在閱讀以及其他面向上的知識�權力關係。根據資料分析的結果發現,文化政策推動下所成立的社區型讀書會,以及出版產業所推動的讀者俱樂部,兩個閱讀團體中的文化中介者的形成方式以及角色內涵因成員對於參與讀書會的目的與意義詮釋而各有不同,也因此,文化中介者對於成員的閱讀主權影響層面也不盡相同,在社區型的讀書會中,文化中介者對於成員的影響除了在閱讀選擇以及對於文本的詮釋框架認知之外,成員們對於文化中介者的人格與處事等生活態度、價值方面的推崇與學習,是從閱讀出發而超出閱讀本身的權力影響。 而在出版產業的讀者俱樂部中,由於會員對於參與閱讀團體的態度是一種具有實用性、功利性目的的行為,主要希望透過閱讀團體接觸到文化名人、社會上各領域的專家,從他們身上吸取成功的秘訣技巧、尋求他們對於自己所面臨工作專業上困境解決的建議與策略,或是透過導讀人對於文本的導讀與分析來幫助自己快速了解書中內容,文化中介者在閱讀選擇以及文本解讀上對會員有影響力存在,在文化中介者的為人處事等方面,則不是會員所重視的面向,另外,文化中介者作為會員的「代讀人」,顯示出會員在閱讀活動中缺乏主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