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繼儒(1558-1639)作為晚明著名的「徵君」,不但以文學家、書畫家、評論家的形象,在晚明文學場域之中有一定的地位及話語權。同時又兼具隱士、儒者等多重、複雜又矛盾的形象。而這樣的矛盾形象,也成為他在清代受到抨擊的主要原因。《四庫全書總目》以及蔣士銓《臨川夢》之中,皆針對陳繼儒展現出來的文士形象,以及陳繼儒以布衣身處權貴之中的舉動展開抨擊。對於陳繼儒「翩然一隻雲中鶴,飛來飛去宰相衙」這樣名不符實的「行為」感到不齒。為了探討陳繼儒的「行動」與「形象」之間的關係,本文擬從陳繼儒的「遊」與「棲」兩個面向著手,探討陳繼儒在行游及棲居兩個不同的樣態之下,如何呈現自己的面貌,進而塑造不同的形象特質,並取得相應的名聲。晚明是一個對名聲極其要求且狂熱的年代,「塑造名聲」,又或者是說「取得名聲」,是晚明文士藏在行為背後的具體動機。因此,本文擬透過陳繼儒的行動軌跡,建構出陳繼儒的人脈建立模式,透過陳繼儒與不同文士所展開的「集體活動」,覺察陳繼儒展開的社交策略。並且藉由分析陳繼儒展開的社交活動,在了解陳繼儒在其中扮演的腳色同時,也透過分析人物關係、人物形象,了解「名聲」在晚明文人之間的流動現象;並且以陳繼儒在棲居處的生活經營,探討陳繼儒如何透過標榜「文人文化」,塑造出自己獨特的生命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