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李喬《埋冤一九四七埋冤》叙事的社會功能

解嚴之後，許多文本開始處理先前被壓抑的台灣歷史，《埋冤一九四七埋冤》正是一部描寫「二二八事件」前役的台灣歷史境况，然而在文本中，卻一直出现歷史與文學之間的矛盾、衡突，使得磨以「歷史」爲指涉主體的小說，産生了嚴重的書寫困境，然而這樣的寫作是否勢必没有價值嗎？其實不然，因爲李喬所叙述的是符合集體想像的，而圆族認同、家國想像不正是要在這樣的集體想像才能於焉成立嗎？所以面對文本，我们無须去探討真僞的問题（而這同樣也不是新歷史主羲的焦默），我们應該去思索他想像的構成，是有何種意議形態介入，或是有何社會功能，才是有意羲的。另外歷史情境的再現，固然是作者撰寫此書的期望，但是在下冊，作者卻採取純文學的模式，以台灣禁言無語的白色恐怖時代作為背景，而以兩位主角：林志天和葉貞子的遭遇作為敘述主線。相較於歷史事件的限制性強烈，虛擬的敘事結構較為自由，幾乎以作者本身的自主意識為先決條件，然而在進行敘事時，李喬卻讓兩位主角同時出現國家認知的搖擺不安，以進行釐清國族認同和政治想像的詮釋活動，而這也正符合敘事治療裡的「藉由敘事以找到問題的本質」理論方式，因此《埋冤一九四七埋冤》敘事結構所指涉的社會功能，不只是集體想像的構成，尚有集體敘事治療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