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儒家思想被概念化的詮釋，已然久矣，對於如何去操作這一套價值體系，一直是這塊研究領域的缺憾，然而《論語》的典範在於「親身躬行」，故儒家必定有一套可供實踐的法則，今日何以付之闕如？恐怕與《論語》的解釋在宋代發生的變化有關。宋代以降，為應付來自佛教的挑戰，擴充儒家心性領域的不足，將「學而時習之」之「習」解為「複習」，以便將整部《論語》的核心集中於「學」字，使探討的面向提升到心性層次。不過，這卻讓「習」作為如何實踐的關鍵被湮沒，更忽略了在「習」的過程中，作為操作主體的「身體」，當知識的傳遞沒有了接收與實踐的對象，還有什麼意義呢？因此討論「習」字，正是為了重新找出儒家思想如何被具體實踐的可能，並進一歨在「習」的過程中，歸納出「身體」作為操作的主體，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而「身體」對「習」或是整部《論語》的重要意義又在哪裡。